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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旭的诗》:四十年来梦亦痴,风情千里胜于诗。逢君欲说当年事,已是青丝化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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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四段情:最难忘的是也频最怀念的是雪峰 - 中国新闻网  

2016-11-25 17:03:05|  分类: 人物春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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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最难忘的是也频最怀念的是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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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坛最有才气的女作家之一,她早期追求个性人生,最终成为了一位革命作家。丁玲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她这一辈子有四段难忘的情感经历。

  胡也频丁玲心中永远有他的位置

1904年,丁玲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望族家庭。丁玲四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母亲被迫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丁玲舅舅的儿子成了丁玲亲密的玩伴,于是外婆给他们订了娃娃亲。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女子师范念书的丁玲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灵魂。

丁玲有一个叫王剑虹的女友,她给丁玲带来了上海的一些情况,丁玲决定放弃中学文凭与王剑虹一同奔赴上海。18岁的丁玲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

  1924年,丁玲来到了北平,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此时的丁玲正在为弟弟的夭折和命运艰辛而痛苦,对比她还小一岁的胡也频毫不动心。当胡也频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就用纸盒装满玫瑰,写下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在北平,窘迫的丁玲写信给鲁迅,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但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对方用化名在捣鬼,就没有复信。这时恰值王剑虹的父亲准备回湖南,就邀请丁玲一路回老家。丁玲就离开了北平,返回到湖南老家。

  胡也频闻讯后,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他贫困潦倒,连人力车夫的钱也是丁玲母亲给付。但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丁玲面前时,丁玲被深深感动了,爱情之门豁然开启。

  当她和胡也频回到北平以后,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丁玲一气之下,干脆于1925年秋和胡也频在香山同居。除了一点微薄的稿费之外,他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过得很艰难,但是却充满了温暖。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但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省立高中教书。在胡也频走的当晚,丁玲就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虽然丁玲在上海并不富裕,但她依然给济南带来了震动。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爱情、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都让省立高中泛起了涟漪。

  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羡林回忆说:“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同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当时,胡也频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丁玲在家照看婴儿。

  然而一天,胡也频突然被捕。几经辗转,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频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命。但是丁玲知道胡也频是不会投降的。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在上海龙华遇难,胡时年28岁。

   不管1931年以后的丁玲生命中走入的是怎样的男子,至少在她爱情世界中永远给胡也频留下一个位置。丁玲也说,她最纪念的是胡也频。后来记者在访问陪伴丁玲走过近半个世纪的丈夫陈明时问:“您认为影响丁玲的最大事件,发生在1933年还是1955年?”陈明果断地答复:“不是50年代,后来的都是小事了。是30年代,胡也频牺牲了,她坐牢了。”

  冯雪峰丁玲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冯雪峰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是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文学,谈时事,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然而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丁玲最终选择了胡也频。

  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但丁玲心中并没有熄灭她对冯雪峰的热恋,在后来和胡也频一起参加左联活动后,她又与冯雪峰重逢。当胡也频遇害后,冯雪峰来安慰丁玲,爱情重新燃起。1932年,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

  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想,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

  当时,冯雪峰已经结婚,他只能理智地对这份感情做冷处理。1933年秋,在丁玲失踪几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遇害的丁玲,冯雪峰将丁玲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这些公开的书信,记录着他们在特殊岁月中的情谊。

  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1937年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她坦率地说:“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丁玲与冯雪峰一起被打成“右派”,经历了人生的逆境。冯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

  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丁玲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冯达让丁玲后悔的一次婚姻

  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26岁的冯达。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陪伴身心疲惫的丁玲度过难熬的日子。1931年11月,他们同居了,并一起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尹家。”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1933年5月14日,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5月14日上午11点半,丁玲从上海正风文学院回到家,冯达未归。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时,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了。丁玲后来回忆说,“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过了一会儿,冯达回来了。“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头。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狱中,丁玲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蒋祖慧)。此后,她决然地离开冯达,从此再未见面。

  陈明丁玲相濡以沫的伴侣

  丁玲情感最后的寄托人是陈明。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时,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陈明在剧中是男一号。他英俊的扮相、娴熟的表演和抑扬顿挫的歌声赢来观众热烈的掌声。坐在观众席中的丁玲在陈明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

  8月,中央军委委托中宣部组建“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并任命丁玲为西战团主任。陈明被任命为西战团的宣传股长。陈明长得瘦小,浑身却充满了活力,他脑子快,主意多,还很会做思想工作。丁玲越发喜欢这位年轻的宣传股长,而陈明对丁玲则是充满敬意,他第一次见到人品与水平结合得这样好的领导,在西战团期间,丁玲和陈明开始相爱。

  陈明和丁玲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两人的资历,一个是两人的年龄。丁玲不在乎这些,但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许多人的好心规劝,搞得陈明心里很烦。于是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女演员闪电式地办了婚事。

  陈明的结婚让丁玲很痛苦,她向挚友罗兰倾诉了烦恼。罗兰生气地说:“这个无情无义的陈明,我去找他!”陈明对她说:“和丁玲结合我有压力,也有顾虑,最大的顾虑是她的经历太丰富了,在这方面,我和她的差距太大!”

  婚后,陈明很快感觉到自己是无法欺骗自己的感情的,他依然深深思念着丁玲。他和新婚的妻子去看望丁玲,丁玲强作笑颜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陈明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通情达理的妻子也觉察到了,她对陈明说:我们俩人都做了一件错事,我们来改正它吧。他们心平气和地办理了手续,结束了这短暂的婚姻。

  1942年2月,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有些人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与丁玲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对风平浪静的岁月。1951年春,他们从“文协”机关的大院搬进了多福巷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内。这是结婚近十年后第一个真正属于两人的小家庭,一个不受外部干扰的小天地。

  然而没有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静。历经种种磨难之后1979年1月13日,75岁的丁玲才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回到北京。在这25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给予她温暖。丁玲晚年说:“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弥留之际,向陈明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你再亲亲我!”而在这句话之后,丁玲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1989年,陈明与比他小十几岁的张钰组建新家,陈明也不避讳对丁玲的怀念。而心性坦荡的张钰,也在陈明的影响下一起为丁玲整理起书稿来。对这一点,陈明心存感激:“我老伴很能理解我的感情,她也很尊重丁玲。”(摘自《名人传记》2007年第12期宋凤英文)

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7/12-10/11002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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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也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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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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