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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旭的诗》:四十年来梦亦痴,风情千里胜于诗。逢君欲说当年事,已是青丝化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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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做文与做人》-鲁迅《“文人相轻”》  

2016-11-25 17:41:49|  分类: 朝花夕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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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做文与做人》-鲁迅《“文人相轻”》

林语堂《做文与做人》

一、做文可,做人亦可,做文人不可
向来在中国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句老话,叫做“词穷而后工”,好象不穷不能做诗人。辜鸿铭潦倒以终世,我们看见他死了,所以大家说他是好人,而予以相当的同情,但是辜鸿铭倘尚活着,则非挨我们笑骂不可。我们此刻开口苏东坡,闭口白居易,但是苏东坡生时是要贬流黄州,大家好象好意迫他穷,成就他一个文人,死后尚且一时诗文在禁。白居易生时,妻子就看不大起他,知音者只有元稹、邓鲂、唐衢几人。所以文人向例是偃蹇不遂的。偶尔生活较安适,也是一桩罪过。所以文人实在没有什么做头。我劝诸位,能做军阀为上策,其次做官,成本轻,利息厚,再其次,入商,卖煤也好,贩酒也好。若没有事可做,才来做文章。

二、文人与穷
我反对这文人应穷的遗说。第一、文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已极,故其文亦已工,接着来的就是一些什么浪漫派、名士派、号啕派、怨天派。第二、为什么别人可以生活舒适,文人便不可生活舒适?颜渊在陋巷固然不改其乐,然而颜渊居富第也未必便成坏蛋。第三、文人穷了,于他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在他人看来很美,死后读其传略,很有诗意,有生前断炊是没有什么诗意,这犹如我不主张红颜薄命,与其红颜而薄命,不如厚福而不红颜。在故事中读来非常缠绵凄恻,身临其境,却不甚妙。我主张文人也应跟常人一样,故不主张文人应特别穷之说。这文人与常人两样的基本观念是错误,其流祸甚广,这是应当纠正的。
我们想起文人,总是一副穷形极像。为什么这样呢?这可分出好与不好两面来说。第一、文人不大安分守己,好评是非,人生在世,应当马马虎虎,糊糊涂涂,才会腾达,才有福气,文人每每是非辩得太明,泾渭分得太清。黛玉最大的罪过,就是她太聪明。所以红颜每多薄命,文人亦多薄命。文人遇有不合,则远引高蹈,扬袂而去,不能同流合污下去,这是聪明所致。二则,文人多半是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世故,尤不肯屈身事仇,卖友求荣,所以偃蹇是文人自召的。然而这都还是文人之好处。尚有不大好处,就是文人似女人。第一、文人薄命与红颜薄命相同,我已说过。第二、文人好相轻,与女人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世上没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个美人走出来,女性总是评她,不是鼻子太扁,便是嘴太宽,否则牙齿不齐,再不然便是或太长或太短,或太活泼,或太沉默。文人相轻也是此种女子入宫见妒的心理。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一个文人出一本书,便有另一文人处心积虑来指摘。你想他为什么出来指摘,就是要献媚,说你皮肤不嫩,我姓张的比你嫩白,你眉毛太粗,我姓李的眉毛比你秀丽。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派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叫武人见了开心等于妓院打出全武行,叫路人看热闹。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第三、妓女可以叫条子,文人亦可以叫条子。今朝事秦,明朝事楚,事秦事楚皆不得,则于心不安。武人一月出八十块钱,你便可以以大挥如椽之笔为之效劳。三国时候,陈孔璋投袁绍,做起文章骂曹操为豺狼,后来投到曹操家,做起檄来,骂袁绍为虵虺。文人地位到此已经丧尽,比妓女不相上下,自然叫人看不起。

三  所谓名士派与激昂派

我主张文人亦应规规矩矩做人,所以文人种种恶习,若寒,若懒,若借钱不还,我都不赞成。好象古来文人就有一些特别坏脾气,特别颓唐,特别放浪,特别傲慢,特别矜夸。因为向来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诗意,以寒穷傲人,不然便是文人应懒,什么“生性疎慵”,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懒(毛病在中国文字“慵”“疴”诸字太风雅了)。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骂人,所以我来骂人,也可成为名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不是好习气。这里大略可分为二派:一名士派,二激昂派。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大概因为文人一身傲骨,自命太高,把做文与做人两事分开,又把孔夫子的道理倒栽,不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是既然能文,便可不顾细行。做了两首诗,便自命为诗人,写了两篇文,便自诩为名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已不是常人了,他是一个文豪,而且是了不得的文豪,可以不做常人。于是人家剃头,他便留长发,人家纽纽扣,他便开胸膛,人家应该勤谨,他应该疎懒。人家应该守礼,他应该傲慢,这样才成一个名士。自号名士,自号狂生,自号才子,都是这一类人,这样不真在思想上用工夫,在写作上求进步,专学上文人的恶习气,文字怎样好,也无甚足取。况且在真名士,一身潇洒不羁,开口骂人而有天才,是多少可以原谅,虽然我认为真可不必。而在无才的文人,学上这种恶习,只令人作呕。要知道诗人常狂醉,但是狂醉不是诗人,才子常风流,但是风流未必就是才子。李白可以散发泛扁舟,但是散发者未必便是李白。中外名士每每有此种习气,象王尔德一派便是以大红背心炫人的,劳伦斯也主张男人穿红裤子。红背心,红裤子原来都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表示,但是我想这都可以不必。文人所以常被人轻视,就是这样装疯,或衣履不整;或约会不照时刻,或办事不认真。但健全的才子,不必靠这些阴阳怪气作点缀。好象头一不剃,诗就会好。胡须生虱子,就自号为王安石。夜夜御女人就自命为纪晓岚。为什么你本来是一个好有礼的人,一旦写两篇文章,出一本文集,就可以对人无礼。为什么你是规规矩矩的子弟,一旦做文人,就可以诽谤长上,这是什么道理?这种地方,小有才的人尤应谨慎,说来说去,都是空架子,一揭穿不值半文钱。其缘由不是他才比人高,实是神经不健全,未受教训,易发脾气。一般也是因为小有才的人,写了两篇诗文,自以为不朽杰作,吟哦自得,“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彼辈若能对自己幽默一下,便不会发这神经病。

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这并不是说古昔名士不激昂,是说现代小作家有一特别坏脾气,动辄不是人家得罪他,便是他得罪人家,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得罪他。再不然,便是他欺侮人家,或人家欺侮他,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欺侮他。欺侮是文言,白话叫做压迫。牛毛大一件事,便呼天喊地,叫爷叫娘,因为人家无意中得罪他,于是社会是罪恶的,于是中国非亡不可。这也是与名士派一样神经不健全,将来吃苦的,不是万恶的社会,“也不是将亡的中国”!而是这位激昂派的诗人自身。你想这样到处骂人的人,就是文字十分优美,有谁敢用,所以常要弄到失业,然后怨天尤人,诅咒社会。这种人跳下黄浦,也于社会无损。这种人跳下黄浦叫做不幸,拉他起来,叫做罪过。这是“不幸”与“罪过”之不同。毛病在于没受教育,所谓教育,不是说读书,因为他们书读得不少,是说学做人的道理。

所以新青年常犯此种毛病,一因在新旧交流青黄不接之时,青年侮视家长,侮视师傅以为常,没有家教,又没有师教,于是独往独来,天地之间,惟我一人,通常人情世故之ABC尚不懂。我可举一极平常的例,有一青年住在一老年作家的楼下,这位老作家不但让他住,还每月给他二十块钱用,后来青年再要向老作家要钱,认为不平等,他说你每月进款有三百元,为什么只给我二十元,于是他咒骂老作家压迫他,甚至做文章骂他,这文章就叫做激昂派的文章。又有一名流到上海,有一青年去见他,这位名流从二时半等到五时,不见他来,五时半接到一封大骂他的信,讥他失约。这也是激昂派的文章。这都是我朋友亲历的事,我个人也常有相同的经验,有的因为投稿不登出来,所以认为我没有人格,欺侮无名作者,所以中国必亡,这习惯要不得的,将来只有贻害自己。大概今日吃苦的商店学徒礼貌都在大学生之上,人情事理也比青年作家通达。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机关,还是敢用商店学徒,而不敢用激昂派青年。一个人在世上总得学学做人的道理。以上我说这是因为现代青年在家不敬长上失了家教,另一理由便是所谓现代文学的浪漫潮流,情感都是怒放的,而且印刷便利,刊物增加,于是你也是作家,我也是作家,而且文学都是愤慨,结果把人人都骂倒了,只有剩他一人在负救国之责任,一人国救不了,责任太重,所以言行中也不时露出愤慨之情调,这也是无可如何的,就是所谓乱世之音,并不是说青年一愤慨,世就会乱起来,是说世已乱了,所以难免有哀怨之音。大概何时中国飞机打到东京去,中国战舰猛轰伦敦之时,大家也就有了盛世之风,不至处处互相轻鄙互相对骂出气了。

四  唯美派

其次,有所谓唯美派,就是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这唯美派的是假的,所以我不把他算为真正一派。西洋穿红背心红裤子之文人,便属此类,我看不出为艺术而艺术有什么道理,虽然也不与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意见相同,不主张唯有宣传主义的文学,才是文学。

世人常说有两种艺术,一为为艺术而艺术,一为为人生而艺术,我却以为只有两种,一为为艺术而艺术,一为为饭碗而艺术。不管你存意为人生不为人生,艺术总跳不出人生的。文学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以人生为题材。要紧是成艺术不成艺术,成文学不成文学。要紧不是阿Q时代过去未过去,而是阿Q写得活灵活现不,写得活灵活现,就是反映人生。《金瓶梅》你说是淫书,但是《金瓶梅》写得逼真,所以自然而然能反映晚明时代的市井无赖及土豪劣绅,先别说他是讽刺非讽刺,但先能入你的心,而成一种力量。白居易是为人生而文学者,他看不起嘲风雪,弄花草的诗文,他自评自己的诗,以讽喻诗及闲适诗为上,且不满意世俗之赏识他的杂律诗《长恨歌》。对讽喻诗,你说是为人生的艺术,是好的,但是他的闲适诗,你以为是消沉放逸,但何尝不是怡养性情有关人生之作?哀思为人生之一部,怡乐亦人生之一部。白居易有讽喻诗,没有闲适诗,就不成其为白居易。

因为凡文学都反映人生,所以若是真艺术都可以说是反映人生,虽然并不一定呐喊,所以只有真艺术与假艺术之别,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及为饭碗而艺术。比方照相,有人为照相而照相,有人是为饭碗而照相。为照相而照相是素人,是真得照相之趣,为饭碗而照相,是照相家,是照他人的老婆的相来养自己的老婆。文人走上这路,就未免常要为饭碗而文学,而结果口不从心,只有产生假文学。今天吃甲派的饭,就骂乙派,明天吃乙派的饭,就骂甲派,这叫做想做文人,而不想做人,就是走了陈孔璋之路,也是走上文妓之路。这样的文人,无论你如何开口救国,闭口大众,面孔如何庄严,笔下如何幽默,必使文风日趋于卑下,在救国之喊声中,自己已暴露亡国奴之穷相来。文风卑鄙,文风虚伪,这是真正亡国之音。

五、我看人行径不看人文章
因为有这种种假文学,所以我近来不看人文章,只看人的行径。这样把道德与文章混为一谈,似乎不合理。但是此中有个分别。创作的文学,只以文学之高下为标准,但是理论的文学,却要看其人能不能言顾其行。我很看不起阮大钺之为人,但是仍可以喜欢他的燕子笺。这等于说比如我的厨子与人通奸,而他做的点心仍然可以很好吃。一人能出一部小说杰作,即使其人无甚足取,我还是要看。但是在讲理与批评满口道学的文章,就不同其人不足论,则其文不足观。这就是所谓载道文章最大的危险。一人若不先在品格上,修养上下工夫,就会在文章上暴露其卑劣的品性,现代文人最好骂政客无廉耻,自己就得有廉耻。前几年福建有地方政府勒收烟苗捐,报上文章大家挥毫痛骂烟毒,说鸦片可以亡国灭种,后来一家报馆每月领了七十五元,大家就鸦雀无声。这样鼓吹礼义廉耻是鼓吹不来的。舆论的地位是高于政界,开口骂人亦甚痛快,但是政客一月七十五元就可以把你封嘴,也不见得清高到怎样地步。文人自己鲜廉寡耻,怎么配来讥讽政府鲜廉寡耻。你骂政客官僚投机,也得照照自己的脸孔,是不是投机。你骂政府贪污,自己就不要克扣稿费,不要取津贴。将来中国得救,还是从各人身体力行自修其身救出来的,你骂官僚植党营私,就得看明你自己是不是狐群狗党。你骂资本主义,自己应会吃苦,不要势利,做骗子。你骂他人读古书,自己不要教古文,偷看古书。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有这样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象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
六、文字不好无妨,人不可不做好
这样说来,文人还做得么?所以我向来不劝人做文人,只要做人便是。颜之推《家训》中说过:“但成学士,亦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你们要明白,不做文人,还可以做人,一做文人,做人就不甚容易。如果不做文人,而可以做人,也算不愧父母之养育师傅之教训,子夏所谓贤与不贤,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行字重要在文字之上。文做不好有什么要紧?人却不可不做好。我想行字是第一,文字在其次。行如吃饭,文如吃点心。单吃点心,不吃饭是不行的。现代人的毛病就是把点心当饭吃,文章非常庄重,而行为非常幽默。中国的幽默大家不是苏东坡,不是袁中郎,不是东方朔,而是把一切国事当儿戏,把官厅当家祠,依违两可,昏昏冥冥生子生孙,度此一生的人。我主张应当反过来,做人应该规矩一点,而行文不妨放逸些。你能一天苦干,能认真办铁路,火车开准时刻,或认真办小学,叫学生得实益,到了晚上看看小书,国不会亡的,就是看梅兰芳,杨小楼,甚至到跳舞场拥舞女,国也不会亡。文学不应该过于严肃枯燥,过于严肃无味,人家就看不下去。因为文学象点心,不妨精雅一点,技巧一点。做人道理却应该认清。
但是在下还有一句话。我劝诸位不要做文人,因为做文人非遭同行臭骂不可,但是有人性好文学,总要掉弄文墨。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分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的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气骨,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袁中郎说得好:“物之传者必以质,(质就是诚实,不空疏,有自己的见地,这是由思与学炼来的。)文之不传,非不工也。树之不实,非无花叶也。人之不泽,非无肤发也。文章亦尔。(一人必有一人忠实的思想骨干,文字辞藻都是余事。)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这样就同时可以做文人,也可以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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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人相轻”》

       老是说着同样的一句话是要厌的。在所谓文坛上,前年嚷过一回“文人无行”,去年是闹了一通“京派和海派”,今年又出了新口号,叫作“文人相轻”。
  
  对于这风气,口号家很愤恨,他的“真理哭了”,于是大声疾呼,投一切“文人”以轻蔑。“轻蔑”,他是最憎恶的,但因为他们“相轻”,损伤了他理想中的一道同风的天下,害得他自己也只好施行轻蔑术了。自然,这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古圣人的良法,但“相轻”的恶弊,可真也不容易除根。
  
  我们如果到《文选》里去找词汇的时候,大概是可以遇着“文人相轻”这四个字的,拾来用用,似乎也还有些漂亮。然而,曹聚仁先生已经在《自由谈》(四月九日至十一日)上指明,曹丕之所谓“文人相轻”者,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所指摘,仅限于制作的范围。一切别的攻击形体,籍贯,诬赖,造谣,以至施蛰存先生式的“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呀”,或魏金枝先生式的“他的亲戚也和我一样了呀”之类,都不在内。倘把这些都作为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是混淆黑白,真理虽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坛的黑暗的。
  
  我们如果到《庄子》里去找词汇,大概又可以遇着两句宝贝的教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记住了来作危急之际的护身符,似乎也不失为漂亮。然而这是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喜欢引用这种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远,更甚于叭儿之与老聃,这里不必说它了。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
  
  但我们现在所处的并非汉魏之际,也不必恰如那时的文人,一定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胡胡的恶名所吓昏,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be3fd301018wp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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