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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旭的诗》:四十年来梦亦痴,风情千里胜于诗。逢君欲说当年事,已是青丝化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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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五四”鲁迅胡适的公开信(下)  

2016-11-28 18:14:14|  分类: 朝花夕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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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五四”鲁迅胡适的公开信(下)

       林贤治在2001年第5期《书屋》杂志上读到李慎之写给舒芜的公开信,感到信中就一些大问题论述的观点,与他以往的思考结果出入很大,便以要商榷的焦点分立小题,逐一抒发自己的看法,然后也以公开信形式发表。第一和十小题是摘记时,代林先生添加的。 
    一、从“个性解放”说起
    “个性解放”是“五四”精神的一部分,而且是这一精神运动最具丰富意义的基本部分。蒋梦麟把个性解放称为个性主义,其实与个人主义是同一东西,都以个人价值为本位,前者多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后者则表现在社会国家方面。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从来都是个人主义的民族,并阐释说,个人主义是“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他并未把个人主义从民主、法治、自由主义那里分开,相反则与后者密切联系。胡适说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李大钊也同样反对一切压服个性的活动,倡言“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及个人自由的。”至于当时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而鲁迅早在1907年便撰有《文化偏至论》,标举先觉善斗之士,力疾鼓吹个人主义,认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说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至于《摩罗诗力说》,则把诗作为人类内在精神的一种象征性形式,意在个体反抗,在一片顺世和乐之音中不同凡响。鲁迅一生坚持的“思想革命”即所谓 “启蒙,”便发端于此。总之,个性解放,个人主义,乃是“五四”的灵魂。“自觉至,个性张,”才得以产生那样蓬蓬勃勃和被视为启蒙旗帜的知识分子自治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不以“个人”解构家族,解构国家,解构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一旦消除个人的自觉意识,一场运动中的群体便无异于乌合之众。那之后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便轮流上演过万喙息响的哑剧和乱糟糟的闹剧。
  二十年代中期,郭沫若、瞿秋白等一群青年共产党人开始批判个人主义,蒋介石和其御用文人则极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国家主义、集权主义,都否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陈独秀组党了,胡适入阁了,只余个自称其思想是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相消长,荷戟彷徨复呐喊的鲁迅。中国无个人主义立锥之地。后来才有了所谓“大的意志。”从思想史方面看,“五四”精神的沦亡也即个人主义的沦亡。
  二、“斗争”何以成为问题?
  因为鲁迅主张“打落水狗,”便说“不免为先生盛德之累,”令人感到意外。鲁迅的斗争总是以小对大,以弱对强的,应当换成另一个语词,就是“反抗。”这种基于自由意志的个体反抗,居然有人拿它比附红卫兵运动或别的“痞子运动,”真是匪夷所思。
  在那段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里,确实“树立”过不少斗争的英雄典型,但也出现了张志新和遇罗克等人物,谁能否认他们同恶势力作过斗争呢?慎之先生大为称颂的顾准,也是暗暗地斗争着过来的。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这是千真万确的。见到“斗争”字眼就感到恐惧,或厌憎到要呕吐,除非自置于鲁迅说的“万劫不复的奴才”地位里去,不然,只能说明我们从来未曾像鲁迅,未曾像张志新遇罗克顾准们那样斗争过,只是一味挨“斗争”而已。
  从伏尔泰、洛克以来,“宽容”一词都是针对政治和宗教迫害,而且主要是针对国家权力和集团势力而发的。对于无权者个人,免受损害还来不及,不可能形成“霸权话语”而要求他“宽容。”主张宽容的伏尔泰认为宽容精神是有原则的,在著述时经常使用一个词叫“败类,给朋友的信中也一度都加附短语“消灭败类。”一望而知,“消灭”一词是很不“宽容”的。然而,正是终生对“败类”不妥协的斗争,使伏尔泰成为“欧洲的良心。”至于鲁迅,似乎是太缺少宽容精神的了。“打落水狗”一说,出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篇,即整本杂文集《坟》里作者最看重的文章,正如他所说;“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其中说的“落水狗,”比喻的是“反改革者,”而且是咬人、咬死人的“反改革者,”比伏尔泰说的“败类”更“败类。”文章的“结末”十分精警,已预先答对了关于不宽容的诘难:“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果然,文章发表后仅两个月,“三一八”惨案便发生了。眼见北京政府枪杀了大批请愿学生,主张“费厄泼赖”的林语堂随即撰文收回看法,也不再“宽容,”并且对鲁迅表示大佩服。可惜后来的人,把这段故事连同刘和珍们流的血全给忘记了!
  三、相关的还有革命问题。
“鲁迅倾心革命,胡适倾心改良,”这个概括大抵不错。但鲁迅说过,惟其有了革命,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野蛮到文明。鲁迅的革命观是包括改良在内的,所以他又有“大革命”和“小革命”的说法,小革命即指渐进式的改革。但是,当世上人们都“活不下去”时,他是赞成革命的。自辛亥革命以来,他经历得太多,被称作“革命”往往是假革命;就像他说的,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才主张一切从头来过,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他对革命的概括是:“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仅仅在做革命的奴隶,还是不做奴隶而革命这一点上,便把他同胡适及以各种方式“告别革命”的尊贵学者区分开了。
  “革命”这个词,也是资产阶级发明的,理论与实践都如此。为什么要革命?因为有巴士底狱。一个监狱般的社会,如果不毁掉重建,谈何“改良?”托尔维尔著有《旧制度与大革命》,指明大革命来源于旧制度,革命规模和手段早经旧制度预设好了。故那个时代的人,懂得革命属于他们的自由权利,必须写进大宪章。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列述的各项受保障的人权之一,就是“对压迫的反抗。”这就是革命,即洛克说的“革命的人权。”“人民主权”理论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谴责假“革命”之名的暴力性政治行为,但对革命本身,则没有否定它或贬损它的权利。
  四、民主与法治。
  “规范”的民主或“制度化”的民主,也即民主宪政,并不是“五四”确立的。“五四”处在礼崩乐坏的阶段,运动中无人考虑到给政府修宪。当时追求的民主,意谓平等、自治,就像科学一样是一种精神、观念。于是才有了对抗政府的行动,有了平民教育,有了“神圣劳工”新崇拜和嗣后的劳工运动。而“立宪政治”是受冲击、受批判的对象,被陈独秀看作是过时的事物,不能保障人民的信仰、集会结社和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反而沦为“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他主张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取代立宪政治,要的是“实质民主”也即“直接民主。这样的民主,可否实行另当别论,但至少在“五四”时期是一种普遍的理念。到了抗战期间,陈独秀提出“大众的民主革命,”反对“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与“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一脉相承,但未能完全脱离党派政治的理论框架;即便如此,以未脱羁囚的在野之身而言政治,挑战苏联及共产国际霸权,无论如何都是可敬佩的。
  “好政府主义”者胡适,帮助国民党政府设计并实行民主宪政,慢慢“改良。”实际情形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十多年后,抗战时期,才在各种政治力量的促使下发起“宪政运动。”主持修宪工作的首脑也是党的首脑蒋介石,成立过各种委员会,开过各种会议,到头来无疾而终。此间一些言议,如“结束党治,”“保障人民思想、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之类,包括胡适主张的人民参政、规定政府权限等,不能说无一定价值,却不能实行,因为存在着胡适们一致承认的前提,即一切通过政府。这是一个政治悖论。胡适们徒有拯救“党国”之志,无奈政府的专制腐败,意欲“改良,”反倒愈改愈劣;等到《中华民国宪法》出台,这个政权不出三年就一命呜呼了。
  鲁迅并非缺乏对规范民主的认识,早在留日时期,就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批判过“国会立宪”之说了,这许与他自觉为“奴隶”而非“公民”的角色认知有关,也与他自期为“精神界之战士”的使命感有关。他不是那类专家型学者或政治智囊人物,无须了解那样成套的“规范。”他对政府的构成,即国家性质的看法,与此也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根本不是美国那样的民选政府,而是建立在“清党”大屠杀之后,靠“党军”和特务政治来撑持,是置人民民主自由权利于不顾的流氓政府。1927年之后,鲁迅多次论及“流氓,”看来,他是跑到“民主”背后窥测和捣乱去了。在中国现代政治辞典中,“流氓政治”与“民主政治”是一副绝好的对子。鲁迅不会与这样的政府沾边儿,他在一次讲演中表白得很清楚:“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五、关于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廷臣及其他。
  知识分子的分野、分化和转化问题,非同小可。  
所谓知识分子,得有相当的专业知识,立足于本专业,并以其理想价值,设法干预、批判和改造广大社会。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是不结盟的,即使参加社团或组织,也能以应有的自由的天性,超越本阶级本集团利益的局限,但无论如何不会与权势者合作,而是站在无权者一边,挑战主流社会;始终保持独立的身份,在言论方面毫不妥协,即使失去自由,仍以曲折的形式,表达个人的基本理念和良知;操使的是批判性个人话语,在社会上构成一个“压力集团。”在本质上是一种无权势者的结合,通过舆论向权势者“叫板。”
所谓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显面而言,其一就是舆论压力,以促使或迫使权势者让步和改革。若无舆论甚至连言论也没有,那么压力将降至零点,便惟有通过零散阅读,在社会上传播思想星火。此外,一个隐面的作用,是独立人格的道德的审美方面的影响。过于看重知识分子在政治层面的影响,以为主要是通过政府合法形式发挥影响,才会想到拿尼采和杰弗逊作比较。对鲁迅贬之以“被利用”问题,也如此这般。鲁迅的价值完全落在社会方面,虽未曾形成知识分子集团与之呼应,也无损于他的力量和作用。鲁迅的伟大是本体的伟大,是东方知识分子抵抗的典型。
  与知识分子不同,专家型学者一般执著于专业,甚至不问政治,一旦成为进入决策层的官员,其角色就会发生根本性蜕变。胡适在二十年代闹闹别扭,三十年代就从边缘进入权力中心,成为廷臣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问题加剧,知识阶层便有了与政府全面合作的契机。1932年国防计划委员会的成立是个标志,最初班子的50人,都是学术界有名望的人物。1935年,蒋介石的“人才内阁”或“行动内阁”敞开大门,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圈内人物纷纷入阁,大多做了部长或委员。这是知识分子的胜利,还是全面溃败?所谓“胡适关心的面要比鲁迅为宽,”只有胡适向“当局”提过把一批年轻科学家聚集到到北大研究原子科学的例子。此举若成功可增强国力,但到底还是属于廷臣的意见。而“不致落在苏联之后”又如何?苏联此后的结果到底如何?在作为廷臣的胡适思想中,自由主义已然转向,不能不让位于国家主义。就在陈独秀称之为“党权为重国权轻”的时候,胡适没有试图加强“国权,”壮大国家的力量,实际上还是稳定了“党权,”因为当时的中国无疑问是“党国,”那种极权政体的性质不可能自动改变。
  从启蒙知识分子到一般学者再到廷臣,胡适一生的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洋鬼子李普曼有段话,借用描述胡适一类人物最恰当不过:“把追求知识分子与行使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结果不是沦为相当恶劣的政客,就是成为冒牌的学者。”自三十年代以后,胡适基本上与独裁专制的政治代表人物为伴,且以“诤臣”自许。这是胡适的喜剧,也是胡适的悲剧。传统士人一直在廊庙与山林之间兜圈子。知识分子角色的存在是以远离权力门槛为前提的。正因为这样,“五四”的一群包括胡适一度在内,才有那种反叛、自治精神和破坏偶像、狂飙突进的精神。“五四”精神的沦亡有种种原因,来自知识分子内部的,则有胡适的背叛。因此,说胡适在“五四”时期是个代表人物则可,若以他服务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民主、政治、宪政”建设为“五四”精神的代表则不可;说胡适一生多少保持了自由主义一些理念则可,因为他仍可借此向蒋家讨价还价,若以此讨价还价为自由主义的规范则不可;若说可,也无非是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罢了。
  六、关于鲁迅的“被利用”
  鲁迅生前死后都在被利用。而对专指的被政治人物利用,不如说是“被改造”更为确当。所谓鲁迅被“圣人”化的命运,他本人怎么就脱不掉干系呢?
  个人主义思想的存在本身,是否非带上“理论的形式”不可?鲁迅首先是文学家,他的话语型态不同于逻辑学者,何必强人所难。
  鲁迅对苏联的态度,与他对“奴隶”在新政权的地位及相关状况的评估有关。的确,鲁迅对苏联的态度一生无根本改变,原因有如信息的封闭,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反宣传等等;但无庸讳言,鲁迅轻视“形式民主,”不免给他的思考留下某些“空洞,”对首创“一党专政”政体的苏联缺少必要的警觉,或者造成觉悟的延缓,都未尝不是原因之一,但他对苏联的许多做法仍持保留态度。他并非那类无过的“圣人”而已,那么“被封为圣人”者与非圣人之间有何关系呢?
  “自以为是同导师们的思想是一致的,”这“自以为”根据何在?鲁迅从来是反对“鸟导师”的。
  七、鲁迅与胡适的留学背景
  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对留学生有不同影响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影响的正反深浅,则关系到综合因素,往往因人而异。把一个国家的文化型态和完善程度对应于留学生的思想状况,未免太简单化。倘如此,对土生土长的本国人,大可以无视其它条件,直接由所在国家、种族来判定优劣就行了。
  八、鲁迅有过“超越五四”的说法吗?
  未引鲁迅片言只字,只引了瞿秋白的话,就使瞿秋白的帐账变成鲁迅的账。这种逻辑推理,近乎“株连。”鲁迅一直慨叹“‘五四’失精神,”他本人便是“五四”精神的招魂者。至于“超越”之说,他不但未曾有过,而且简直讨厌;批评创造派的要点,便是反对“超时代。”
  九、关于鲁迅被“误导”和被鲁迅“误导”
  引用的某“研究者”说到的“组织,”有点语焉不详,如果指一般社团,鲁迅三十年代就加入了左联。左联多有共产青年,也有党组的,鲁迅的做法,与当时共产青年被屠杀、被缉捕,不能见容于专制政府有关,自然也与他的信仰有关。但这是有条件的一种自由选择,虽然受“导,”却一点也不迷“误。”他的清醒、透彻,只要参阅左联成立的1930年3月,鲁迅27日致章廷谦的信即可。冯雪峰与瞿秋白确是鲁迅的朋友,他俩的一些观点对鲁迅有影响是可能的。但以鲁迅的多疑和固执,让他改变自己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他与瞿秋白、冯雪峰在关于翻译、大众化、知识分子、统一战线等许多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只要一比较,总是鲁迅显得锋利、稳健、深刻得多。
  鲁迅对“组织”这东西一直存在戒心,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答复过:“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他后来加入左联、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都是为了与政府对抗,借个人以壮大社会反抗的力量。这类团体的构成并不严密,他加入后不致损害个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个人与团体间发生冲突,他或许为“顾全大局”而一时隐忍,他在信中说到过,如受伤的野兽一样,钻入林莽间舐干伤口的血迹,不让人知道;但一旦超出自设的限度,他就要公开反抗,不肯屈从于“组织”或“元帅”之类。左联的情况就是这样。且看他最后的反抗,答徐懋庸的万言长文最有代表性,多么勇猛、庄严和富于道义的力量!
  至于说到鲁迅“误导”别人,大约不会同“接受主体”无关罢?鲁迅不同于别的“教唆犯,”没有要别人相信他,反倒要别人不相信他,他说他没有那样给别人指明出路的本领,即或对诚恳请教他的学生也如此;他把他写出的东西,比方为“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一并摆在地摊上,任人挑拣。若以为合用,何不挑这个而偏拣那个呢?
  历史怎样演变可以存而不论,不过,倘使当年确是出于鲁迅引导,才奋起同独裁专制的政府作斗争,鲁迅这“导”并不见得便“误,”不论对鲁迅还是被“导”者,都该引为光荣。
  十、最后,说说破与立
  “启蒙应当有破与立两方面的意义,”这是的确的。在比较鲁迅不如胡适时,说鲁迅主要在“破,”而胡适则主要转为“立,”看来是倾向于以“立”为上。学界大抵也持类似看法。破与立其来有自,所司不同,彼此亦往往交互为用,不可取代。破与立作为象征性符号,可作许多引伸,例如知识分子在破,学者和廷臣在立。两者使用共同的专业知识资源,但是通过批判,却能以社会问题激活既有专业知识;学者和廷臣,则惟在积累学问或权力化操作技术。扩而言之,“五四”那样的社会运动在破,而宪政建设一类则是在立了。社会运动能量不容低估,不同于蒋介石以“党国”名义制造“新生活运动”之类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既然继承“五四”精神,应当被认为是对“五四”作为社会批判运动的作用所作的高度估量,如果舍弃了批判,舍弃了破,那么在禁锢严密的传统文化面前,陌生的西方现代观念就将无隙可乘,所谓“五四”精神会剩下些什么呢?故在一定的历史场合,破比立显得更为重要。
  所谓鲁迅“因为创造社的攻击而学得的新思潮,又因为冯雪峰与瞿秋白的介绍而向往的新世界,”“新”的寓意何在?鲁迅留学时介绍19世纪后叶的“新神思宗”算不算“新思潮,”其自立的“人国”算不算“新世界?”如果“新”乃指共产主义,在中国,也非鲁迅首“立,”但于接触和阅读,则比创造社辈早得多。他确曾说过感谢创造社“挤”得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仅此而已;也确曾说过“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而他始终有与“有产者”相对立的平民意识,并非简单地宗共产主义的宣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正如其他主义一样,无疑丰富了鲁迅,却未曾改变鲁迅。他有他的思想,既容纳新潮,又抗拒时流,此谓真正的独立思想者。
  退一万步说,即使鲁迅毫无其他的“建设性”可言,没有立,只有破,我们就能小觑这位中国社会的清道夫吗?在一个充斥着官僚学者聪明人奴才和大量看客的中庸而且苟且的“老大帝国”里,鲁迅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立。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大的方面是朝野之分,国家集团与个人之分。如果连根本性的问题,譬如象“革命,”“斗争,”“主人”与“公仆,”“奴隶”与“奴才,”“乱”与“叛,”“流氓”与“战士,”“自由主义”与“好政府主义,”“权威主义、”“宪政主义”与“动物主义”等一些语词,到底是什么涵义还未及弄清楚,虽然给中学生编了“公民教科书,”也怕难免“误导。”至此,忽然想起鲁迅写的一首打油诗《公民科歌》,说的是周实先生老乡的事,不觉哑然失笑。  
                   读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一书札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4f9dc0100cw0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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