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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旭的诗》:四十年来梦亦痴,风情千里胜于诗。逢君欲说当年事,已是青丝化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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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会意  

2016-04-28 07:59:57|  分类: 诗词开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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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会意

徐铉:送王四十五归东都

海内兵方起,离筵泪易垂。
       怜君负米去,惜此落花时。
       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
       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

                                                          (鉉) xuàn         

                                                          ——  铉_百度百科   

从时间的角度上讲,这一首是南唐诗,因为作者徐铉最先仕于吴国,然后是南唐,后随南唐后主李煜降宋。本诗作于南唐将亡的时期。从风格特征来看,这一首已经具备了宋诗的模样。宋诗并不肇启于宋代,它最近的源头在唐代的韩愈那里: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韩愈诗歌中的三种元素,被尊崇他的宋人拿了过来,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徐铉的诗歌作品可以归入宋诗的集子里,但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屈大均、陈恭尹等名家的诗作,就不能收进任何有关清诗的集子里。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道义的问题。徐铉跟随李煜入宋,并且出任宋政府的官职,食宋之禄,他是承认宋政权的;另一方面,灭掉南唐的宋不是异族政权,所以把他的诗归为宋诗,并不会违背作者的意愿。而顾炎武、屈大均等人是坚定地反对清朝统治的明代遗民,他们毕生力主华夷之辨,清兵入关对他们来说不只是意味着亡国,更是亡天下,有着文化覆亡的痛感。因此尽管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活动在清朝,但后人为他们的作品归类,应该是明而不是清,这是对前贤最基本的尊重。

宋代创造的文明较之唐代更进一步,其政制也更趋向于有限政府的模式,更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个彻底实现了以儒治国的王朝。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里更是直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今人论及宋代,如果仍然困于“宋代积贫积弱”的旧识,必然一叶遮目而不见泰山,究其根源,往往是对实质理性的盲目崇拜所致,认为胜利者即英雄。殊不知作为最后胜利者的元朝,对华夏文明造成了严重的摧残。

宋代文明的一个巨大成就就体现在宋诗上。而徐铉的这一首诗,从其气象来说,它已经是宋诗。

徐铉在文章议论上与韩熙载齐名,在学问上与他的弟弟徐锴齐名,是一个博雅人物。宋太祖赵匡胤要灭南唐的时候,他曾奉李煜之命,往来宋唐之间,意图让赵匡胤息兵,但赵匡胤给出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著名回答。

诗题所写的王四十五,到今天已不可考,唯一能够确定的他是徐铉的朋友,并且在他的家族同辈里排行第四十五。南唐的首府在西都(今南京),诗中东都指的是江都府,即今江苏扬州。“海内兵方起”,是赵匡胤统一中原的战争,当时打得如火如荼,南唐已是风中之烛,一吹即灭。在如此境况下,上至国家,下至个人的生死前途,都笼罩在一片不明朗的烟雾中,而诗人此刻又与友人离别,焉能不“离筵泪易垂”? 

 “怜君负米去,惜此落花时”,“负米”用了《孔子家语》里的一个典故,说的是子路少时贫穷,他为了让父母能吃到米饭,要到百里之外买米,然后背回家,风雨无阻,甘之如饴。后来子路生活改善了,但他的父母已经离世,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他非常痛心。这里点出王君到东都,是跟他的父母有关。“惜此落花时”,暗用了杜甫的名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点出了萧索的心情以及春尽的时节。

“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离别之后,怀想对方,只能寄托在来往的信件里;分别的日子里,能够宽慰内心的,就也只能是那遥遥无期的再会之日了。“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古人送别,折柳相赠已是定例。其时徐铉在南京,而友人前去扬州,从方位上看,南京在扬州的西南,所以这里用了“向南枝”,有着“柳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

历来诗分唐宋,不少人未尝下笔写诗,就已先落入唐、宋诗之争。在历史上,参与唐、宋诗之争的人,大抵会呈现如此一个面貌:宗唐者往往鄙薄宋诗;而宗宋者并不否定唐诗的价值。李白、杜甫、韩愈声名太高,被宗唐者拿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于唇枪舌剑的议论当中,威力无穷。然而傲慢不代表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明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宋不屑一顾,但有明一代,却拿不出几篇诗文佳制来。

    诗不可以类型化,但有两种诗是需要注意的,一是风人之诗,二是文人(学人)之诗。南宋诗人兼诗论家刘克庄认为:“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风人之诗讲求的是即景书情,语句流美,容易上口,因此对诗人的天赋要求很高,亦即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所说的“诗有别才”。而文人之诗则内敛收藏,语句显得不那么漂亮,但意思九曲八转,极尽迂回之能事,这就要求作者必须要多读书,胸中包罗各种典故制度,方可下笔。唐诗多是风人之诗,宋诗多是文人之诗。

    从“风人之诗”的角度看,诗的确如鲁迅所说的,已经被唐人写尽了,再难突破。但从文人之诗的角度看,诗却不会有被写尽的时日。宋诗有着丝毫不逊于唐诗的价值,也正因为它实现了风人之诗到文人之诗的转变,它从唐诗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徐铉的这一首诗,就体现了宋诗的特征。初看之下,此作平平无奇;再回顾一下,发现它并非是泛泛之作;静下心来品味再三,才能体会得到徐铉挥毫时的那种悠悠情意。这种外表看来索然无味的文字,内里的意思却很丰腴,它臻于一种“外枯中膏”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一点也不容易,没有一定的学识、只能欣赏“黄河远上白云间”般盛唐格调的人,是发现不了其中妙处的,更遑论写出来了。

    钱钟书认为唐人可以写宋诗,宋人也可以写唐诗,这是的言。因为唐、宋诗之争,并不是时代之争。但是,它也不是风格之争,在本质上它是两种学问立场之争——反智抑或是尚智。这是因为其中折射出来的,是论者对古典知识的态度。你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对古典知识端恭敬畏的人,会在诗学观上选择宗宋。也正因为这个本质,所以“诗分唐宋”才成了经久不息的一个议题。

    相比较而言,唐诗更加讨人喜欢,它风韵飞扬、形格漂亮的外在特征,更接近于诗的本质。但是沉静有力的宋诗,负荷着对学问人生的思考,不能偏废。后人读诗学诗,都不能囿于宗唐还是宗宋的问题,唐诗和宋诗都有一等一的作品。但仔细观察宋以后的古典诗歌发展之路,不难发现宗唐者往往找不到出路,如一意学唐的明七子;但宗宋的反而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卓然成家,如晚清的郑珍、陈三立、郑孝胥等。

    世易时移,人们更加“好平易而恶艰深”,基于科技发展而变本加厉的懒汉思维,使得人们连平水韵都觉得碍手碍脚,于是出现了新韵改革这种隳坏古典的运动。这种仇学风气愈演愈烈的结果就是,宗唐的人不会减少,但宗宋的人反而成了怪胎。按照这个趋势往后看,宋诗只会越来越不被人重视,哪怕是偶尔提起宋诗的人,也只知道一个苏东坡。

杨徽之:寒食寄郑起侍郎

清明时节出郊原,寂寂山城柳映门。
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雨落花村。
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
回首故山千里外,别离心绪向谁言。

    北宋有四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都身负盛名,其中《文苑英华》的编者之一就是杨徽之,他负责的是诗歌部分,而他本人的诗也写得很出色。

    杨徽之是福建人,他的家族世代尚武,但他父亲杨澄却尚文,成为家乡浦城县的县令。杨徽之非常好学,甚有天赋。同乡人江文蔚擅长写赋、江为擅长写诗,杨徽之就去跟着两位先生游学,师事对方,然而很快他就与这两位师父齐名。

    赵匡胤通过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薛居正曾经向太祖举荐过杨徽之,认为杨是宰相之才。然而杨徽之在后周时曾经讥诮过赵匡胤,因此他非但没有被擢用,还被贬到外地。这首七律,就是杨徽之在外贬期间,寄给他的一位同是被贬在外的友人郑起的。

    寒食是清明节的前一天,亦即4月4日。由于这一天禁烟火,人们只吃冷食,所以叫做寒食。历史上关于寒食的诗不少,最为有名的恐怕是韩翃的《寒食》诗了: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这是讽刺当时的王公权贵的,说的意思大概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相似。杨徽之的这一首则抒写郁怀,所述说的内容与韩翃的不一样,但手法是一致的,都很含蓄,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

    宋代的风俗,是在寒食节里把杨柳的枝条插在轿顶或者门楣上,所以此诗的第二句有“寂寂山城柳映门”,就是对当时风情的写照,并不是指家家门前都种有柳。近代学者刘咸炘曾经说过:读史要注意两点,一是知道纪事本末,即弄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二是要观察风气民情的变迁。两者相比,后者难于前者。其实读诗也何尝不需要注意到这两点?

    “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雨落花村”,在雨雾当中,远处种有长长的竹子的寺院,隐约可见,而人又恰路经落花满地的荒僻村落。这里的弦外之音是,在京城里过寒食的人们,你们可知身处荒野的人的这种寂寥心绪?这句话,既是说与郑起听,也更是给宋太祖听的。

    “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清明节期间,天气湿冷,质量低劣的水酒,并不能让人谋得一醉;而遥望大地,苍茫无际,远方高楼,隐约可见而不可及,萧索为我独享,个中滋味,最是使人断魂。这里的“楼”是一种寄托,与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的“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样,诉说的都是“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怅惘感。

    如果从鸡蛋里挑骨头,杨徽之此作的瑕疵当然有。末联“回首故山千里外,别离心绪向谁言”其实写得并不好。“故山”的“山”字,与第二句“山城”的“山”相同。一般情况下,七律应当避免同字同义,以免意境变狭,除非是着意为之,以营造一种重章叠唱的效果,例如李商隐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首联是“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重了“王”字,但这里是同字不同义,所以不妨碍意境的开宕。

    杨徽之此诗好就好在它浑圆,不造作,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情绪表达都非常干净,不拖沓,不胶着。而杨徽之本人,也是一位清澈如水的人物。据《宋史》本传的记载,杨徽之“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进者”,对温仲舒、寇准等通过排击他者而取得高位的人,他都厉声斥责,毫不留情。古代士大夫这种清介阳刚之风,在旧籍中开卷即见。

柳开:塞上

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
       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

    这一首塞外即景的七绝,是柳开的名作。骹同髇,即会发出响声的箭,亦就是古人常说的“嚆矢”;金勒就是金属制作的马笼头。全诗的大意是:一枝响箭冲天而起,直上云霄,此时天高地迥,万里无风,一片寂静,响箭的声音更显尖厉;此时在广阔的原野上,数百名碧眼胡人小伙子正在骑马奔驰,听到响箭的声音,齐齐勒住马头,举目望向那无垠的天空……

    这首七绝的亮点在第二句“天静无风声更干”,干是干脆的干,形容声音的尖厉响亮。在唐诗中屡有这样的用法,唐彦谦《咏葡萄》“天风飕飕叶栩栩,蝴蝶声干作晴雨”,李商隐《楚泽》“夕阳归路后,霜野物声干”,孟郊《戏赠无本》“长安秋声干,木叶相号悲”,都是如此。

    用一个触感的字来表示听觉,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常见的一种技巧。诗与文不同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文章是辞达而已,而诗却须力避平庸,每一个字都要斟酌,最好都要出彩。因此,诗句总会有一些“不通”的地方,才能显得有诗味,那是不能用日常的逻辑来去规量的。

    柳开传诗不多,但这一首往往还被后人漏选,具体原因无从知晓,或者它与唐代李益的《从军北征》有点接近: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
           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此外李益还有一首更广为人知的七绝《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以上两首七绝,用的技巧都一样,都使用了“摄影机”,拍下一个瞬间的特写,将复杂的情感用壮观的画面来呈现,在艺术上展现出强劲无俦的感染力。柳开可谓是活学善用,《塞上》取法李益,但技巧更加成熟:李益的两首作品,都用了起兴,如“天山雪后海风寒”和“回乐峰前沙似雪”,都是铺垫;而《塞上》是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首句“鸣骹直上三千尺”就开门见山,劈面而来,四句不需任何前奏,展现出了一种逼人的英武气概。

    因为《塞上》有更进一步的创意,是以与李诗同为瑜亮,成为宋代边塞诗中的压卷之作。边塞诗是古典诗歌宝藏里的一大珍品,但在中唐之后基本上成了绝唱,很少有人写,更罕有人写得好。《塞上》可说是为唐代边塞诗续上业已失声的绝响。后人訾议宋诗,竭力推崇唐诗,不知最擅长学唐的,恰恰正是宋人。

    柳开是大名(今属河北)人,与柳宗元同属一个世家大族,著有《河东先生集》。他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原名肩愈,字绍元,意思要比肩韩愈、追绍柳宗元,足见其心志之高。

    宋代以儒治国,文教复兴,当时士大夫的自觉精神也萌生,自觉担起天下大任。柳开在众多士人当中,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异类,因为他没有其他人的纤弱。他在《代王昭君谢汉帝疏》中,就规劝宋帝不要对和亲抱有幻想,那只是权宜之计,要保有天下,还得上下励精图治,增强国力。但是宋代士人的自觉,并未完全化为担当,在北宋遭受强敌入侵时,在位士人纷纷主张迁都,一旦和约签订,“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守的勾当”(钱穆《国史大纲》)。在这种环境之中,刚强张扬的柳开不免显得落寞。

    古典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文弱不堪,敏感多情。其实那些人物更多地是文人,而非士人。古代的士人,只要恪守孔门之教的,尽管不全然文武兼备,但身上都带有一股英侠之气,绝非弱不禁风的孱弱书生。

    汉代去古未远,汉人身上就带有一种血性。例如圯上老人要求张良到桥下为他提鞋时,张良就展现出了一股阳刚的气质:“良愕然,欲殴之。”最后张良念及对方年老,强忍下怒气。也正因了士人这种古朴刚强的气场,汉代才得以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个对北方夷蛮取得完胜的朝代。后期的东汉即使政乱于上,仍旧俗美于下,其结局也是在强势中衰亡,中原文明未遭到北方骑兵颠覆式的破坏。

    种种细微具体的历史向人们昭示,知识分子固然要崇文重礼,但气格不应该是卑弱的,否则就沦为贾宝玉式的孱弱书生,注定会亲手奏响一曲文明陵夷的悲歌。柳开终其一生也不见重用,而后来能文善武的辛弃疾,也是郁郁一生。刚强睿智的士人不当位,宋朝的悲情,一大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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