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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旭的诗》:四十年来梦亦痴,风情千里胜于诗。逢君欲说当年事,已是青丝化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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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弘道,道不远人 - 书屋  

2016-10-08 20:22:19|  分类: 朝花夕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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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弘道,道不远人 - 书屋

刘 强

这些年,由于主客观的一些原因,我一边从事着第一线的专业教学,一边也在思考着“教育在教学中如何可能”的问题。众所周知,当下工具化、功利性的知识论教育日益现出积重难返之弊,而传统教育中“君子不器”以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式的价值教育和全人教育则渐趋式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已认识到此一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开始推广“通识教育”,并逐渐在东方世界得到广泛的响应。目前在中国高校,“通识教育”几乎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教育理念,一系列通识课程体系于是乎应运而生,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学课堂里,已经形成了一批人数可观的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队伍。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不过,“通识”之概念,尚需进一步明晰。首先,“通识”之“识”该作何解?我以为,之所以称“通识”而不叫“通知”——所谓“应知应会”——显然昭示着与“工具理性”和“知识论教育”不同的教育理念。也就是说,受过“通识教育”的人,应该拥有关于世界、人类、文化、社会、伦理道德和优良生活等的最基本的见识和判断。其次,“通识”之“通”,涵义也应该尽量拓展,所谓“通”,不仅包括各种学科、专业、领域相“会通”之义,也应该包括在时间上“贯通古今”、在空间上“融通中西”这一更具现实意义的内涵。

职是之故,我所理解的“通识教育”,并不完全是通常定义的“通才教育”,更不仅是“知识教育”,而恰好是与知识性的专业教育相区别、相补充的一种弥合各学科、各专业落差和裂缝的人文教育,它主要包涵以下四种教育:系统性的经典教育、养成性的人格教育、实践性的价值教育和超越性的心灵教育。

韩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然今之教师,多在授业、解惑(解知识之惑或习题之惑)上用力,而无心、无法也无力“传道”。(在西方,虽然学校同样是分科细密的知识论教育,但由于宗教文化的影响,教堂里的神父和牧师可以“布道”,形成了对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道统”的失落不仅是文化信仰的失落,也是价值系统的崩解。我们看到,“教”而不“养”,“学”而不“效”,“知”而不“行”,使当今的中国教育日益功利,各种与市场接轨的人才培养模式,舍本逐末,见利忘义,只能“生产”出文凭流水线上大量的“器”(工具性人才),而不能“培养”出“本立而道生”、“文质彬彬”的“博雅君子”。“大学”本是“大人之学”,“大学”之本质在于“学大”,若以实用为主,功利至上,一切皆“放于利而行”,则大学只能沦落为“价值的真空”、“小人的乐园”。

明人周汝登有云:“学问明则人品真,人品真则事功实,事功实则惠泽长。”(《郡守拙斋萧侯崇祀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通识教育应该是能将“教书”和“育人”有效衔接、使“授业”、“解惑”与“传道”、“弘道”相辅相成的人文教育。

在中国古代的话语系统中,“道”无疑是最具阐释价值的一个词。无论对“道”的诠释有多么丰富,多么歧异,都无法改变“道”之所以为“道”,并非作为一种纯然的、超验的、世界起源意义上的物质性存在,而是作为一种价值系统的终端和目的而存在这一基本事实。《周易·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本文所谓的“道”,正是一种契合天道、地道的“人之道”。《论语》中“道”字凡八十九处,大多关乎人之“道”。孔子对于“士君子”的界定,也就是三个字:“志于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又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可见,“道”并非“不可知”,“道”不仅可“闻”,而且可“弘”。《中庸》开篇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据此又可知,道不仅可“闻”、可“弘”,而且可“修”,不“修道”,不可谓之“教”也。

    然而,“道”究竟在何处?其实,此意古圣先贤早有表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既然“不可离”,岂不就在你我之中,如影随形?然,既然“道”是“形而上”的,我们又该如何捕捉和把握?对此,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给出了答案。他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刘勰认为,人是“五行之秀,天地之心”,故人之文实则亦道之文。宋儒周敦颐所谓的“文以载道”说盖源乎此。

    刘勰紧接着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非常清楚地揭示出“道”、“圣”、“文”三者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圣人之文才能真正阐明大道,楷则万世。在此基础上,刘勰进一步提出“征圣”、“宗经”的主张: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文心雕龙·宗经》)

    如果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那么圣人创作之“文辞”,口出之“格言”,其实也就是“经”。经者,径也,常也;道者,导也,路也。从这个角度言,经典就是“载道”、“明道”之文,学者欲“求道”、“体道”、“悟道”、“弘道”,不可不读“经”。一句话,“道”不在别处,就在“经”中。古人强调“经明行修”,正此意也。

    既然“道在经中”,那么,经典教育自当能够肩负起传道、弘道的使命,所以,经典教育理当成为通识教育的重中之重。甚至可以说,让更多的学子通过经典教育的课堂,明道、悟道、体道进而行道、弘道,本来就应该是“通识教育”甚至大学教育的价值追求。

    然而,明道、体道易,行道、弘道难。如果说“道统”蕴藏于古圣先贤留下的经典中,那么,“道统”首先是一整套语言语义系统,其次才能生成为一套价值系统。在古代,因为言文合一,通过对语义系统的疏解、阐释,“还原”、“激活”甚至“证成”这样一套“价值系统”尚较容易;而在经历了近百年“言文分离”、“西学东渐”、传统文化饱受摧残、西方价值几乎等同于现代文明的今天,如何对经典中蕴含的看似玄虚缥渺的“道”,进行合理诠释和有效“证成”,便成了一个绝大的难题。刘述先在《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一文中说:“过去传统儒家的力量,是在它有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确定的伦理规范。但是到了今天,传统的典章制度固然破坏无遗,乃至伦理规范也已侵蚀得面目全非,不成体系。”不唯儒家如此,整个传统文化亦皆如此。于是,我们看到,不少人虽然自以为“明道”、“体道”了,甚至以“道统”自居,但却在“传道”、“弘道”的过程中,遇到了修辞学和方法论的挑战,甚至遭到了听者和受众的极大“反弹”,导致其“传道”的结果是:不仅偏离了“道”,甚且疏远了“人”。

    我以为,所以如此,非“道”之过,实“人”之过也。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是强调“人”之于“道”的重要性。但《中庸》又云:“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再正大光明的“道”,也需要一个懂得“言说”的人。经典教育与其他教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你不能将经典仅作知识性的处理,也就是把经典当作“客体”和“对象”,也不能把自己和学生仅仅当作讲者和听众,把教室仅仅当作“课堂”。你必须尝试着经营一个打通古今、弥缝彼我、融合主客的元气淋漓的“道场”,从而使每一人都成为“道”的体验者、言说者和证成者。毫无疑问,真正成功的经典教育和教学对于“传道者”——教师的素养要求甚高。这种素养绝不仅仅表现在学问和识见上,还表现在态度和方法上,甚至风采和气象上。换言之,传道的有效绝不仅取决于传道者的“智商”(对经典义理的精深理解),而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传道者的“情商”(对生命的体悟、对人性的洞察以及对天地万物的通感和移情)。

    事实上,经典教育作为最基本的人文教育,其态度与方法根本不假外求,见诸《论语》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和行为方式就是最好的楷模。以下简要提挈之:

    (一)知敬畏,怀正信,能约礼。

    所谓经典教育的态度,首先应体现在对经典本身的态度上。前已说明,经典乃圣贤之言、载道之文、明道之具。一般而言,对经典研读越久,浸淫越深,怀疑便越少,敬畏便越深,信仰便越坚,这恰恰是对“道”的遥契和靠近。这也非仅个人所体悟所得,实乃为历代贤者硕儒所证成。我辈读书,皆当存疑,然“有疑”常因无知无识,一旦知、识精进,自然渐渐“不惑”,并最终产生正大光明之信仰,是为“正信”,所谓“大信不疑”。

    孔子自己就是深怀敬畏之心的。《论语·季氏》云: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这种对“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敬畏,事实上也是对“道”的敬畏,甚至正是对人类自身价值的敬畏,是一种真正的理性精神。一个不懂敬畏的人,自然无法做到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无法“从容中道”、“允执厥中”,更无法成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文言》)的大人君子。

    有无敬畏,实亦“君子小人之辨”,所以《中庸》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可惜,现在不少学者专家虽然长期研究经典、教授经典,最终却未能体悟大道,其著书立说,发言遣论,毫无敬畏,甚至靠唐突圣贤以哗众取宠。知识和学问如果成为一个人“悟道”的累赘,这样的知识和学问只能是“为人之学”,而不是“为己之学”。

    敬畏心是慢慢养成的,是将自己的生命和情感灌注其间,用自己的灵根慧性去细心体贴圣贤之心才能慢慢证成的。这是“正信”与“迷信”的最大区别。孔子说:“君子博之以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仅能“博文”,不能“约礼”,犹仅能“下学”,而不能“上达”,终不能明达君子之道,极易沦落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的“小人儒”。程子说:“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正此之谓也。

    (二)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

    经典教学的态度,还要落实在教师对自己形象气质的“塑造”上。说“塑造”,并非刻意伪装,而是由自我要求到自然出之的一种精神状态。或者说,这是一种由内而外展现出来的人格风度和气象。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孔子的自我期许以及弟子对他的描述上找到答案。先看孔子对“君子风度”的界定: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学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

    孔子认为君子为学当谨重庄严,同时又当忠信温恭。“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不仅是君子的风度,也是为师者的风度。再看其弟子对孔子的描述: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可见孔子自己的确说到做到,知行合一,故而学生才会对他“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欲罢不能”(《子罕》)。换句话说,一个传授经典的教师,应该是“经师”与“人师”的结合。只能言其理而不能行其道的教师,即使笃信经典,怕也不能给学生以很好的感召。

    (三)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由于经典教育中断近百年,故在经典教育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和反对。在媒体或网络上,甚至会遭到诋毁和谩骂。这时,一个真正的经典教育者,如何处理与学生或受众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论语·子张》云: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对比一下子夏和子张的态度,高下立见。难怪孔子要对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现在颇有一些自称儒家的学者,在传播儒学时犯了“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的毛病,只能“尊贤”而“嘉善”,却不能“容众”而“矜不能”,动辄与人争吵,冷嘲热讽,甚至恶言相向,这不仅有违君子之道,而且客观上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让人对你敬而远之。

    所以,在敬畏心之外,还要有一颗平常心。古语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对经典的理解和参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误解、质疑和反对十分正常,万不可因为自己“闻道”就变得“霸道”,甚至养成一种“知识的傲慢”,党同伐异,喋喋不休。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这些教诲,理应引以为戒。

    每当看到有人为了“卫道”而“霸道”,我便会想起孔子的这句话:“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前引《中庸》亦云:“道不远人,人之谓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如果因为“斯人之徒”冥顽不化,就拒之于千里之外,岂可言“传道”?又如何“行道”?

    (四)忠恕自反,循循善诱。

    经典教育虽然不乏批判精神,但归根结底,是一种正心诚意、明心见性、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教育。用今天的话说,经典教育应该是充满“正能量”的教育。所以,经典教育不能仅停留在“责人”,还要培养一种“责己”精神。这也即是所谓“自反”之道: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宪问》)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礼记·学记》)

    唯有“忠恕”,方能“自反”,唯有“自反”,方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唯有自知不足,方能更好地贯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如此,方能成为“温故知新”、“循循善诱”、“愤启悱发”、“诲人不倦”的“人师”。

    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丰富多彩,但归根结底就是“成人之学”、“君子之学”、“圣贤之学”。宋儒周敦颐提出了著名的“三希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一表述真是“明明德”之言,可谓万世不刊之论,“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尽管朱熹曾感叹一千五百年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但对于永不可失去理想的教育而言,正须“知其不可而为之”,坚定不移地传递“道”的火炬,代代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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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ousebook.com.cn/20130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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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弘道,道不远人——浅谈经典教育的态度与方法_有竹居主人刘强

刘强(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_百度百科

中庸·道不远人,远人非道全文_原文|翻译_古诗文网

书屋杂志编辑部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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