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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旭的诗:四十年来梦亦痴,风情千里胜于诗。逢君欲说当年事,已是青丝化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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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的融通之美_古诗词网  

2017-02-12 10:10:38|  分类: 朝花夕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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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的融通之美_古诗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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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所

以鲁迅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闻一多先生则说明清两代的诗歌运动都是无味的挣扎。为什么在 唐代会出现这样一个光华灿烂的诗歌时代,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它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学等原因合力而成就的,但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唐诗是大一统、大 融合形势下的产物,从上层官方文化到民俗、民族、地域等各个层面都处在相互的渗透融通之中,从而使社会生活呈现出众声喧哗、多姿多彩的状貌,这种海纳百 川、融会贯通的时代特点,一方面为这个时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深刻地影响着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及人格风范,并由此形成唐诗的融 通之美,使得唐诗像变幻无尽的魔方,让不同时代的读者在其中回味无穷。
  (一)众声喧哗的文化氛围与唐诗内容的融通之美
   在唐代近三百年间,从上层典雅精致的官方文化到民间的民俗文化都处于一种众声喧哗、多元融通的格局中。从上层官方文化而言,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三教 融合的广阔空间:开元十年(722),唐玄宗向天下颁布了他的《孝经注》,开元二十年至二十二年(732—734),又颁布了他所作的《道德经御注》,开 元二十二年(734)又完成了他注释的《金刚经》,唐玄宗对儒道释三家的经典着作的注释,预示着三教的融合,所以,“在八世纪上半叶,过去作为边缘的佛 教、道教,却成为那个时代最活跃的、最富于生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不仅如此,“西亚之火袄教、景教、摩尼教,亦于唐代先后盛于长安,这些宗教信仰在唐 代这样一个百川汇聚、有容乃大的时代都找到了自己立足发展的空间。“在政权运作方面,在人才选拔与使用方面,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士人入仕,致君尧舜,建 功立业,持儒家入世的进取精神。而在人生信仰、社会思潮、生活情趣与生活方式方面,则就时时杂入释、道”。在个体文人身上,往往是出入三教,采取儒道互 补,旁采释家的通融之法,如白居易宣称“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遇物感兴因示子弟》)又说“外服儒风,内宗梵行”,(《和梦游春序》)取舍极为融 通自由。其他如王维早年尊儒尚侠,中、晚年礼佛;李白出入儒、仙、侠、纵横之间;李商隐学道玉阳而又心怀天下……这对唐人的精神生活与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深 远的,佛教之于王维诗歌,道家之于李白、李商隐的诗歌,儒家思想之于杜甫、白居易诗歌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影响了创作主体的思想倾向,而且影响了他 们对题材内容的选择,如王维早年以儒家精神行世,在题材选择上偏向政治讽刺诗与游侠边塞诗,后期受释家浸润后,题材自然偏向山水田园诗;白居易选择即事名 篇的新乐府诗创作与其儒家诗学思想有密切关系,而后期选择闲适诗的创作也与释道思想有关。在唐诗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政治环境的变 化,各种思潮会有主次消长的流变,如韩愈尊儒反佛、武宗灭佛等,但综观唐代,多种思潮始终并存兼容,只是随其起伏流变对诗歌的影响程度不同罢了,而诗歌题 材在变化更替中也显现出并存兼容的态势。
  唐代特别是唐初统治者对外来民族和文化都能够采取兼容的政策,这与李氏家族的出身有关。李氏 皇族本为鲜卑化的汉人,这个家族不仅有着鲜卑血统,而且长期生活在胡汉杂居之地,受到外族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一视华夷,并影响了朝廷的对外政策,唐 太宗就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十四》)所以大唐帝国的朝堂之上才会出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万方来朝盛大场面。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与西域、印度、日本等东亚、南亚国家的交流规模和频繁程度都是其他以 往任何一个朝代难以比拟的,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前,大唐统治者出于对自身统治和对中华礼教能够化成天下的强烈自信心,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外来的风 俗文化,而“安史之乱”后,国势衰落,对社会风俗胡化的忧虑也随之产生,这是士大夫在唐王朝衰落过程中对自身力量缺乏信心的表现。从这一点也更能看出,唐 人恢弘的胸怀气度和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是以强盛的国势、辽阔的帝国版图为基础的。
  从民间的民俗文化而言,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外族生 活方式、生活观念的传入,使现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炫人眼目,在社会生活中具体表现为胡汉融通的民俗空间。由于民族交流的加强,胡化倾向是唐代城市日常生 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过去并不占主流的异族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也渐渐成为那个时代最新鲜、最风行的时尚”,从饮食、衣着、乐舞到生活趣味甚至婚俗都受 到了异族的影响。“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旧唐书·舆服志》)在乐舞方面很明显的是唐代宫廷十部乐中后七部都不是中原音 乐而大都来自西域,“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伎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这是中唐诗人元稹在《法曲》一诗中对西域乐舞及文化盛行长 安的描述与总结。所以,唐代的社会生活与传统农耕文明以及儒家文化所规范的生活范式有所不同,生活情调更为热烈奔放,绚烂多姿。这种胡汉融通的民俗空间使 得唐诗的创作主体以一种好奇热烈的目光去关注和表现带有异域特色的景物风习与人物,使得唐诗具有了奇异而丰富的异域风情。杜甫说“岑参兄弟皆好奇”,的 确,岑参两次出塞写下的边塞诗奇丽壮美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其着意于边地奇异自然风物与异域民情风俗展现的诗中,潜流着的是诗人那浪漫好奇的性情。其实, 唐代诗人中“好奇”的何止岑参,中晚唐“好奇”诗人已不是个体,而是群体,韩愈、孟郊贾岛李贺等,自然的景色风物已不能满足他们好奇尚险的心理,所以 要“笔补造化”,与岑参诗笔延伸到异域风物人情不同,他们把虚荒诞幻的超现实境界带入了唐诗。
  在唐诗中,我们能够看到劝酒的胡姬、波 斯的商人、天竺的高僧:“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之二》)“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笛”,(李贺《龙夜吟》)而在岑参的 诗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异域风情的琵琶羌笛,欣赏到旋转如风的胡旋舞;在自然风光方面,因为南北统一,也因为对异域风光的好奇,唐诗也呈现出广阔的地域风 貌,有北地边塞“胡天八月即飞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奇丽壮美,同时也有“千里江南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南国旖旎柔媚,总之,唐诗从人 物风情到地域风光都显现出多元并存的融通之美。

(二)诗人人格的融通之美
  在以上的论述中,侧重于唐代多元化文化格局对诗歌题材内容丰富性的影响,其实这种文化氛围更为深刻地影响了诗人的精神人格,使唐代诗人的人格显现出融通之美。
   在多元的文化格局和眩人眼目的感性生活中,唐人思想在整体构成上是极为丰富的,这就使得他们在观念与态度上不盲从一端,取舍自由通脱,并形成了潇洒行世 的人格风范,过去困扰士人的出处、仕隐、进退的矛盾在唐人这里应对得极为融通潇洒,李白以隐求仕,王维亦官亦隐,白居易的中隐观等都未截然划分仕隐的界 限。另外,唐代开阔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唐代诗人绝大部分是理想主义者,这种浪漫精神体现在对政治、人格、情感的追求中,“致君尧舜上,再 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政治理想主义,“洛阳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是人格追求的理想主义,“春蚕到死 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是爱情追求的理想主义,都极为高远执着。他们的理想并非求一官职以养终身或沉溺享乐其间,更多的是要求体合个 性、建立功勋,所以出处自然,进退裕如,一旦感觉局促难展,便拂衣而去。李白在朝廷自请放还、高适辞封丘尉、杜甫辞华州司功参军无不如此。唐诗中充满对个 体生命价值的肯定,对主观精神世界的极度张扬和对平凡生活的诗意超越,与他们高远的理想、潇洒行世的人格风范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唐 代诗人潇洒行世的人格风范是以儒家济世精神作为底蕴的。一方面,他们大都出身庶族,大都无视世族门阀那一套家教礼法,不拘儒学正宗,思想上狂傲豁达,行为 上也放任不拘,往往借助任侠形式,“好语王霸大略”,去“游说万乘”、“喜仗义疏财”,李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醉酒求仙,傲视权贵,平交王侯,“天子呼 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一醉累月轻王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这是 历代知识分子向往而又不敢实践的境界,一直到晚唐,杜牧还有“千首诗轻万户侯”(《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的狂傲之气。但是,另一方面,唐代诗人这种狂放 行为与魏晋名士出于避祸全生的颓废放纵不同,更具有一种任情率性的自然,正如裴斐先生在评价李白时所说的那样:“魏晋名士、晚明作家,其中有的人在思想上 更急进,行为上更放肆,但是,李白同他的先行者和后继者相比,显得更高大、或者说更健康。”这是因为唐代诗人大都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从王 勃“不甘憔悴于圣明之代”到李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再到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至晚唐李商隐的“欲回天地入扁舟”,处境 虽有不同,而心志不异,无不跃动着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所以李白的浪漫精神本身就是大唐融通之世的产物,所以在他的人格精神中“除了超脱还有执着,除了傲 世独立还有热情、天真和恳挚,即不满现实而又热爱人生”,也就是说,唐代诗人在兼容诸家之时,大都能以儒家济世精神作为底蕴。
  潇洒行 世的人格风范反映在诗人的创作状态上就是放情为文,较少文品与人品的割裂。梁简文帝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 章且须放荡”,中国古代文人大都存在这种人心与文心分裂的情况,而在唐代,时代的感召,诗人对自身才华的高度自信,飞扬的人生意气,都有助于形成放情为文 的创作状态,对此,唐人有着非常自豪的表白:“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李白《长歌行》)“酒肠宽似海,诗胆大于天”,(刘叉《自问》)李贺认为人生 在世,虽然“形拘在风尘”,但可以“心放出天地”,他在《赠郑夫子鲂》中写道:“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 才。”任情率性,无所拘束,是唐人潇洒行世的人格风范在诗歌创作上的写照。
  唐代诗人人格的融通之美还表现为刚柔相济。在长期的农耕文 明社会中,汉族士人的人格精神偏于阴柔之美,特别是魏晋以来,汉族地主中的门阀士族,熏香傅粉,沉溺声色,刚气都尽,痿弱之极。而唐代胡汉融通的民俗空间 深刻地影响了诗人的精神人格,伴随这种异域生活方式而注入汉民族精神血脉中的是一种侠义精神。唐代李氏皇族本身就杂有外族血统,得北方风土之助,加之太 祖、太宗时常年征战,因而更多刚健勇武精神,尚武、侠义之气很快得到传播,并有效地纠正了魏晋以来士人的弱化人格,有利于形成唐人多元融通的刚柔相济的人 格风范,于是,儒侠互补成了唐代诗人的理想人格,儒生文人对侠的歆羡企慕心理在这个时代表现得这样动人:“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 年行》之四)“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李白《行行且游猎篇》)“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李白《侠客行》)“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 无”,(杜甫《遣怀》)“惟当死报君”的忠于朝廷的赤胆忠心和“会见立功勋”的功业热情幻想与“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的尚武精神融合,形成了唐诗刚健 的骨力,并使得游侠边塞诗在唐代大为盛行,特别是盛唐边塞诗“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三)情理融通之美
   文化风尚的众声喧哗,世俗生活的热烈多彩,无疑极大地拓展了唐人的生活空间,丰富了唐人的生活内涵,激起了诗人拥抱生活的激情,在唐人的诗文作品中,总 是涌动着渴望实践、渴望行动的热望,于是,他们漫游、投身边塞、隐居山林或任职幕府,李白、杜甫、高适都有大范围的漫游,岑参几度从军边塞,王维亦官亦 隐,总之,我们看到唐人在行动,在行动中感悟生活,在鲜活的生活感悟中歌唱生活,所以“唐一代远不是一个理论总结的时代,也不是一个思考学术的时代——心 静不下来”。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像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唐代诗人对于诗歌虽有自觉的追 求,却没有太多系统理论的束缚;对于时代虽有认真的思考,却没有深刻的理性思辨”,这正是典型的诗人气质。有唐一代,涌动不息的诗情使得这一时代的思想和 学术显得黯淡无光,唐代在思想与学术上是空疏荒芜的,从诗歌理论来看,唐代较有特色的各种文学类书的编撰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是一种做 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英词丽句,以类相丛”、“事类连属,便于采撷”,这样的类书在唐代名目繁多,初唐 尤盛,如:《文思博》、《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等;另外是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为做诗定出各种细密的格式,如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 等,严格来说,这两类书籍的编撰,一为征集辞藻,一为规范形式,都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反 差,所以,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说“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从思想与学术上来看,有唐一代也是荒芜的,唐代佛学堪称辉煌,但毕竟 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且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学术。唐代哲学不发达,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一代文宗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 《原道》、《原性》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推进,刘禹锡柳宗元用心探索天人关系,《天论》、《天说》、《天对》中固然有一些深辟睿智的见解,但于中国哲学 的发展有限,即使是经济、诗赋繁盛的盛唐,思想界也处于“盛世的平庸”状态。

       但是,“在思想的平庸时代,不一定不出现文学的繁荣景 象,也许这恰恰也是一种有趣的补偿”,情感超过思理的时代性情使得唐代成为一个诗情郁勃的时代,整个唐代,不论在朝还是幽居,不论王公贵戚还是市井细民, 诗歌的创作和传播是这个时代的文化风尚,在官场的应酬中,有诗赋之才,往往能潇洒地周旋俯仰,能够为自己赢来同僚的尊慕,赢来朝廷的敬重。上官仪凌晨入朝 途中写成《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使朝中百官“望之犹神仙焉”,(《大唐新语》卷八《文章》)李白因其超 迈诗才而被太子宾客贺知章称为“谪仙子”,此类例证不胜枚举,更有民间对诗歌的好尚追逐,元稹说白居易的诗“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 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氏长庆集序》)甚至有长安恶少浑身刺满白居易的诗,市井娼家也因能诵白氏《长恨歌》而身价倍增。
   这种情感超过思理的时代性情使唐人对现实生活采取诗意的、审美的观照方式,从而使唐诗少书卷气而多鲜活的生活气息,贺贻孙在《诗筏》中说“盛唐诗有血痕而 无墨痕”,虽所评仅为盛唐诗,实可推延至整个唐代。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也说:“唐诗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说明唐代诗 人在情感体验及传达方面有着一般诗人所不具备的感性鲜活质素。这也就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对这一着名论断的理解应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也就是缪钺先生所说的“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唐人诗中有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与率性,很多诗句都是冲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如李白的诗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和气势。韩 愈在诗中从不隐晦自己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但读来却不会让人感到庸俗可憎,反而有一种率性任真的痛快淋漓。当然,这一点也引起后人的诸多非议,如朱熹说白居 易“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朱子语类》卷一四零,参见洪迈《容斋五笔》卷八“白诗纪年岁”、“白公说俸禄”等……
  另 一方面应该是指唐诗的情感体验与传达的丰富立体、意味深长,在唐诗中最能体现此点的便是其间所表现出来的混合情调,典型如盛唐边塞诗中的英雄理想与现实痛 苦、英雄气概与离愁别怨、壮丽豪放与一往情深、渴求立功与思乡怨战、刚健与柔美、崇高与苦难等,写尽了戍边将士繁复多姿的心像,既有“青海长云暗雪山,孤 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古从军行》其四)的压抑和幽怨,又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同上)的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再如晚唐李商隐无题诗中 哀伤欲绝而又缠绵如歌的情调,悲感中带着温暖的成分,总是多层面地引发了读者的思恋与怀想,即令在短小的绝句中也能见出这一特点,如王昌龄的《闺怨》等。
   所以,唐诗以情胜这一着名论断无疑是精切的,但也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唐诗多情语而少理语,其实,宋诗“以筋骨思理见长”的新型美学范式的形成其实还 是源于唐人,特别是杜甫和韩愈诗中“以议论为诗”的实践,为宋诗另辟蹊径开启了法门。但是,唐诗的议论情理兼备,有别于宋儒的以诗说理。韩愈诗中的议论充 溢着他那亢进奋发、躁郁不平的情绪特征,如其《调张籍》中“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杜甫的《自京赴 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中都有大量的议论段落,但无不挟情韵而行,所以刘仕仪《新知录》说“杜子美诗所以为唐诗冠冕者,以理胜也”,沈德潜更是激赏 杜诗得之性情的理趣之语:“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俱入理趣。”(《说诗晬语》卷 下)一方面,唐人“深知身在情长在”,(李商隐《暮秋独游曲江》)而另一方面,唐人的理性之眼并未闭合,更多的时候是情到深处情语也就是理语,与晋宋玄言 诗以谈玄说理为旨归的枯淡寡味不同,与宋诗以筋骨思理见长不同,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情理融通之美。所以,唐诗中的理语同样是脍炙人口的,而且从初唐到晚唐绵 延不绝。“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虞世南《蝉》)是初唐宫廷重臣虞世南居高临下、从容不迫的人生体悟;“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 烦忧”,(《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是李白以火山爆发式的激情道出了困扰人生的两大原因:时光的不可挽留带来的生命短促感和现实人生的困顿,只有对生 命的痛苦有着最深沉真切体验的人,才能写出这样具有永恒意义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既是对恋人的深情表白,同时又是 对一种坚贞品格的理性象喻;“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深情绵邈的李商隐对大唐帝国覆亡在即的沉痛哀挽,同时,与“反者道之动”内涵一致,也是盛极而衰 的哲理揭示;而中唐诗人刘禹锡善从哲理思考中来自我宽解和超越:“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长江后浪推前浪,芳林新叶崔陈叶”,这样睿智的诗 句无不源于对巴山楚水凄凉地的痛苦经历的体悟与超越。
  (四)艺术门类之间的融通之美
  唐代融通开放的文化氛围不独 对诗歌繁荣有利,同时也为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书法上出现了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张旭、怀素等名家,其中张旭、 怀素草书最能体现唐人昂扬的精神风貌;绘画上出现了人物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等,山水画家李思训、王维等,花鸟动物画家曹霸、韩干等;在乐舞方面,唐代全面 继承了前代传统,又进一步吸收融合各民族及世界各国乐舞,以宫廷乐舞特别是宫廷俗乐(燕乐)为中心,创造了中国先秦以来乐舞发展的新高峰。唐玄宗对宫廷乐 舞管理教习机构的重大调整以及他自己对乐舞艺术的身体力行,对唐代乐舞的繁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教坊、梨园中出现了大量杰出的乐舞人才:能歌善乐器的 李龟年、琵琶名手贺怀智等。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些艺术门类的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而是交融互渗、彼此促进的,不同艺术门类的繁荣发展、交融互渗深刻地影响 了唐代诗歌的创作,归结而言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丰富了诗歌的题材,唐代诗人、画家、乐师、舞者之间的交往是频繁的,如杜甫与花鸟动物 画家曹霸、韩干等人的交往中都有诗为证:《韦奉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丹青引赠曹将军霸》,高适与乐师董大、韩愈与天竺琴师颖师的交往也都留下了诗歌 名篇,这样,唐代听乐诗、题画诗、观舞诗便大大地丰富起来了。据统计,《全唐诗》中咏画、题画诗有189首,如杜甫的《题壁画马歌》、《画鹰》、《戏题画 山水图歌》、《画鹘行》等,而听乐诗则产生了许多着名的篇章,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都是摹写乐声的至文。另 外如李颀的《听董大弹胡笳声》、《听安万善吹筚篥歌》二诗,其中的胡笳为北方少数民族乐器,筚篥为西域传入,都不是中原乐器,但乐声却极大地刺激了诗人的 创作灵感,并以多种感官形象摹写那捉摸不定的乐声;观舞诗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旋歌》等。“千歌万舞不可数,就 中最爱《霓裳舞》”,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和微之)》及自注是对唐代《霓裳羽衣曲》这一着名乐舞的衷心激赏和精彩描绘。在这些诗中,绘画、音乐、舞蹈等 成为诗人创作的刺激源,又是诗人的表现对象,极大地丰富了唐诗的题材内容。
  其次是各种艺术门类之间的风格启发影响,张旭观公孙大娘的 剑器浑脱舞,“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所以李颀的《赠张旭》着力描绘的是他泼墨作书的狂放不羁:“露顶据胡床, 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在这样的抒写中,李颀的诗也呈现出豪纵之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风也如健美勇武的舞蹈,有一种 矫健奔放的气势,《画鹰》中希望乘时而起的慷慨激昂也来源于原画中鹰的形态骨力:“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旋歌》的热烈奔放 也一如新疆美人旋转如风的舞蹈,而盛唐草书狂放不羁、奔腾磅礴的气势与李白歌行体的风格同样体现了那一时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的山水诗与山水画的艺术风 格之间相互影响渗透,人物画与唐代诗人写人之间的交互影响都引起了当代论者的注意。
  再次,造就了一批兼善文艺,修养精深的诗人,如李 白兼书善诗,刘方平也是盛唐诗人中长于丹青者,“工山水树石”,(《历代名画记》)中唐诗人顾况“颇好诗咏,善画山水”,(《历代名画记》)晚唐诗人杜牧 也能援笔作画,从现存杜牧手迹《张好好诗》来看,他也是诗、书、画俱佳,不同的艺术门类的繁荣发展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兼善文艺的诗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兼具 多种才能的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自觉地融会多种艺术因素,使唐诗不仅具有诗情,而且还有画意、乐感、舞韵等,声色性情浑然一体。当然,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意 义的是王维,其不独“书画特妙”,在音乐上也很有造诣,据说王维早年为科考行卷时在公主府邸弹奏琵琶曲《郁轮袍》,因“声调哀切”而引起了公主的注意, (《集异记》卷二《王维》)这说明诗人王维是精于音律的。当然,其造诣更深的是书画,《宣和画谱》着录王维画一百二十六幅,计人物画七十余幅,山水画三十 多幅,风俗画十余幅,除此还在慈恩寺、清源寺等处绘有壁画,而据其他史料可考见者,他还有《袁安卧雪图》、《辋川图》、《蓝田烟雨图》等,所以他自己也说 “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六首》之六)苏东坡则合论其诗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题蓝田烟雨图》)这 样,对王维诗中画意的分析探究成为王维诗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的确,王维善于把色彩、线条、构图等绘画技巧融入诗歌创作,使诗歌获得了绘画的色彩美和 构图美,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苏雪林甚至说王维诗“是中国诗里的印象派”,如《鹿柴》、《木兰柴》等诗“写光线变动与西洋画之印象主义相似”。另外一方 面,人们也注意到,王维凭借自己在音乐方面的天赋才情,比一般诗人更为敏锐地感受捕捉自然的音响声息,并把它们融入诗歌意境,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有声有色 的画卷:“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送梓州李使君》)是大气磅礴的交响曲;“月出惊山鸟,鸟鸣山更幽”(《鸟鸣涧》)是幽雅闲适的小夜曲,但都能够准 确地传达出诗人彼时彼地的意绪。总之,王维诗中不仅诗情洋溢,画意盎然,而且音画融合,所以,王维诗歌是唐代文学艺术繁荣融通的产物,他的很多诗作看似自 然天成,实为诗人调动了自己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匠心独运的创造。
  (五)诗歌风格的融通之美
  唐诗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 标志就是南北诗风的融通。中国文学南北地域差异,从《诗经》、《楚辞》的时代,就已显露。隋唐以前,南北朝长期分治,不同的地域特色、文化氛围使得南北文 学风尚显示出了差异性,“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邢邵《萧仁祖集序》)在南北朝,理当如此。唐初贞观君臣对此的认识是清醒的,而在新的、大一统的帝 国形势下,他们提出了融南北诗风之长的观点,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中有一段着名论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 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 矣。指出了南北朝诗歌的差异在于“清绮”与“贞刚”,“清绮”指出南朝诗歌偏重声律辞藻,偏重于形式之美,“贞刚”、“重乎气质”指北朝诗歌所具有的真挚 朴厚的情感力量与气势,这两种诗风各有所长,又各有其短,南朝诗歌重声辞之美,宜于歌咏,但易流于轻艳纤弱;北朝诗歌的贞刚壮大,真力内充是其优势,但易 流于简古质朴,或者“理胜其词”。基于这样的认识,魏徵提出“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其实就是要求诗歌创作要把声色与性情结合起来,用南朝的辞藻、声律表 现初兴帝国的恢弘气象与刚健开朗的健康情思,而这正是唐诗发展的方向。
  魏徵的论述已意味着唐代文学风格多元化趋向,充分显示了封建帝 国接纳包容的文化姿态,综观整个唐代不同时期的美学风格取向,这种兼容并包的特点更为明显,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美学范式。在唐诗中,我们能够看到 一些相互差异较大或者矛盾的审美风格,有以刚健为美的盛唐边塞诗,也有以幽约为美的晚唐诗,有以自然为美的山水田园诗派,也有以怪异为美的韩孟诗派,有以 高远壮阔为美的李白诗,也有以世俗琐细为美的元白诗,有唯美型的诗人李商隐,也有审丑型的诗人孟郊、贾岛等,不一而足。这样众多的审美形态必然会形成众多 的诗歌风格,仅就盛唐开元、天宝年间而言,高在《唐诗品汇》中就这样描述过:“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 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也。”而即使是在同一个诗人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不同风格的兼容之美,李 白的豪迈悲壮与飘逸宁静,王维的慷慨激昂和恬淡宁静,杜甫诗歌除了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外,还具有多种风格:“王荆公云……故其(杜甫)诗有平淡简易者,有 绮丽精确者,有丽重威武若三军之师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何汶《竹庄诗话》卷五)一个诗人兼 有两种或多种笔墨,既是其创作成熟的标志,也是唐诗繁荣发展的重要表征。

       唐诗风格的多样融通,与唐人对待前人文学遗产和同时代其他诗 人成就的态度有关,正如杜甫所主张的那样“转益多师是汝师”、“不薄今人爱古人”,(《戏为六绝句》之六、之五)唐代诗人较少门户之见,也没有厚古薄今的 偏见,而往往采取兼取融通的态度,这种通脱的取舍方式必然造成唐诗风格的多样化。在这一点上,杜甫是具有典型性的,所以叶燮说“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 雅,六朝之藻丽农纤,淡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原诗》内篇上)另外,唐人对诗体的兼取融通也是唐诗风格多样化的一个原因。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 体制大备,特别是近体诗经过南朝的酝酿研练,到唐代进入创作的黄金时代,但唐代诗人并未抛弃古体诗的创作,而是据表现内容及意绪情调自由选择应用,所以, 唐诗中七类诗体并存: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长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据明高《唐诗品汇》、清沈德潜《唐诗别裁》分类方式),而 每一种诗体因其字数、长短、格调、对偶等方面的差异,都有其相对固定的风格特征,而唐代大诗人创作中虽有自己偏爱的诗体,但往往对其他诗体都有所涉笔,如 李白长于乐府歌行绝句,律体非其所好,但也有所成就;杜甫五七言律诗臻于极致,但歌行绝句也有名篇。而李白乐府歌行的豪迈恣肆,绝句的清新俊逸也正说明不 同诗体之间风格的差异性,唐代诗人对诗体的兼取融通也是唐诗风格多样性形成的一个原因。

  总之,唐诗是融通之世孕育产生的融通之诗,是众声喧哗中开放的奇葩,其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洒脱不羁的人格魅力,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它的融通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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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    柳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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