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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旭的诗》:四十年来梦亦痴,风情千里胜于诗。逢君欲说当年事,已是青丝化雪时。

 
 
 

日志

 
 

周作人传:第一章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1885.1  

2017-02-15 19:24:57|  分类: 人物春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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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第一章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1885.1

周作人传:第一章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1885.1 ... - DACHS - Leiden

五、家庭变故中的记忆

  1893年,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个古老的行将崩溃的大家族。
  十月寒秋季节,九岁的周作人正躲在厅房里与凤升叔一起读书——教师是义房广蕃公公的儿子伯文叔,他没有考上秀才,只是个文童,对学生并不严厉,早晚到厅房来一次,其余时间都听任两个孩子在厅堂里读书或玩耍。突然台门外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周作人与伯文叔闻声赶出去,只见两个衙门差役高嚷着“捉拿犯官周福清……”,径直闯进来。
  这真如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震呆了。年幼的周作人怎么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从大人的惊慌的脸色中隐约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不等他弄清缘由,当天晚上,就和大哥一起被送到皇甫庄外婆家,年底,又随大舅父怡堂一家迁居小皋埠的娱园。直到很久以后,周作人才被告知,祖父犯的是科场代人行贿罪,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但一经败露,便需严究。把他们兄弟俩送到舅舅家,也是为了“避难”。
  尽管这些年一直有“狼来了”的呼声,这回真的“狼来了”——这是周氏家族无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转折点。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①——对于这时已经13岁,并且是周家长孙的鲁迅来说,祖父的被捕,以及随后的避难生活,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但年仅9岁的周作人却没有因此醒来,还继续做着他“蔷薇色的梦”——童年时代的美梦。于是,逃难对他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是一连串新鲜的印象、感觉,一连串美好的记忆。

①鲁迅:《呐喊·自序》

  在周作人的记忆里,外婆在皇甫庄只有半所房屋,房屋主是有名的《越谚》的作者范啸风。现在挤着外婆及大舅一家,小舅一家,因为没有地方歇宿,只好让周作人与小舅父的老仆妇塘妈妈挤在一处,这是在一间宽而空的阁楼上,一张大眠床里,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觉得很有趣味,这事所以至今还是记得,其他的一切,“浑浑噩噩的”,什么都记不清了①。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逃难》

  最难忘的自然是“娱园”。娱园的主人皋社诗人秦秋渔是周作人大舅鲁悦堂的岳父,周作人正是随着大舅一家借住娱园的。娱园建筑于咸丰丁巳(1857)年,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园。据王眉叔《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缭,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周作人与鲁迅一起避难于此时,娱园已经荒芜,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年“秋夜连吟”的风趣了。曾名极一时的“微云楼”,看去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另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实在看了很是阴郁。但在年幼的周作人的印象里,“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又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自然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也是一个原因”①。当然,更使周作人兴奋的是,在这里,他有了一大群游玩的伙伴:大舅家的佩绅表哥,珠表姐,以及小舅家的琴表姐,意表姐,林表妹和昭表妹,琴表姐年龄与鲁迅相仿,意表姐比周作人稍大。表兄妹们平时很难有相聚机会,如今聚集在一起,自有一番乐趣。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娱园》

  不到一年时间,风头一过,周作人就带着许许多多新鲜的印象回到新台门内,并且很快也进了三味书屋,正式开始了他的无忧无虑,也许是更为丰富的读书生活。
  据周作人自己回忆:“我自己是哪一年起头读书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位外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第三个是以杀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厉的人,……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11岁(即1895年)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而中国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13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①。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很不相干”②。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下文还会有详细分析),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周作人自己就有过十分真切的回忆——

①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
②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苦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薙》、《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顿起身世之感③。

③周作人:《秉烛谈·读风臆补》

  小时候读贾谊《鵩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希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④。

④周作人:《立春以前·风雨后谈·序》

  少年周作人从《诗经》以来的传统诗文里,感受到“愀然不乐”的“忧郁”,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微处的一种敏锐的直观把握。尽管此时他还不可能对之作出理性上的明确解释,但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已于不知不觉之中渗入他的血肉之中。如果说周作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从传统节日中已经领悟到中国传统“乐感文化”那一面,现在,他又从典籍中感受到了传统的“忧患意识”,后者对于前者恰恰是一个必要的补充:这两方面对于周作人个人气质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对此时的周作人来说,“忧郁”的因子还是潜藏着的;他的生活的主调仍然是欢乐的,充满了儿童的情趣。于是,在他的记忆的画册里,又印下了一页页喧闹的、彩色的印象——

  那时所读的是《中庸》和唐诗当然不懂什么,但在路上及塾中得到多少见闻,使幼稚的心能够建筑起空想的世界来,慰藉那忧患寂寞的童年,是很可怀念的。

  从家里到塾中不过隔着几十家门面,其中有一家的主人头大身矮,家中又养着一只不经见的山羊(后来才知道这是养着压禳火灾的),便觉得很有一种超自然的气味。同学里面有一个身子很长,虽然头也同平常人一样的大,但在全身比例上就似乎很小了。又有一个长辈,因为吸鸦片烟的缘故,耸着两肩,仿佛在大衫下横着一根棒似的。这几个现实的人,在那时看了都有点异样,于是拿来戏剧化了。在有两株桂花树的院子里,扮演这日常的童话剧。大头不幸的被想象为凶恶的巨人,带领着山羊,占据了岩穴,扰害别人,小头和耸肩的两个朋友便各信了法术去征服他,小头从石窝缝里伸进头去窥探他的动静,耸肩等他出来,只用肩一夹,就把他装在肩窝里捉了来了。这些思想尽管荒唐,而且很有唐突那几位本人的地方,但在那时觉得非常愉快,用现代的话来说明,演着这剧的时候实在是得到充实的生活的少数瞬时之一①。


①周作人:《儿童剧·序一》

  在乙末年鲁迅是十五岁了,对于童话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这名目)还很是爱好……,有一时期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洞冥》等书,有‘赤蚁如象’的话,便想象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每晚继续的讲,颇为细微,可惜除上记几点之外,全都已记不得了②。

②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四二,童话》

  这几乎是永远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儿童杂事诗》里,周作人仍然表示了不胜怀念的心情——

  幻想山居亦大奇,相从赤豹与文狸。
  床头话久浑忘睡,一任檐前拙鸟飞。
(注:空想神异境界,互相告语,每至忘寝。儿童迟睡,大人辄警告之曰,拙鸟飞过了。谓过此不睡,将转成笨拙也。拙鸟是一种想象的怪鸟,或只是鸟之拙者,故飞迟归晚,亦未可知。但体味当时语气,则似以前说为近耳。)③


③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六,故事三》

  曼倩诙谐有嗣响,诺皋神异喜重听。   大头天话更番说,最爱捕鱼十弟兄。
(注:为儿童说故事,多奇诡荒唐,称四大头天话,即今所谓童话也。十兄弟均奇人,有长脚阔嘴大眼等名,长脚入海捕鱼,嘴一尝而尽,大眼汔下,遂成洪水,乃悉被冲去云云)①。


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四,故事一》

  老虎无端作外婆,大囡可奈阿三何。
  天教热雨从天降,曳下猴儿着地拖。
(注:老虎外婆为最普通的童话,云老虎行为外婆,潜入人家,子女为所啖。大女伪言如厕,登树逃匿。虎不能上,乃往召猴来。猴以绳索套着颈间,径上树去。女惶迫遗溺着猴头上。猴大呼热热,虎误听为拽,即拽索急走,及后停步审视,则猴已被勒而死矣。俗称猴子曰阿三)②。

②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五,故事二》

  周作人的这种“念念不忘”是有充分理由的。正象他自己所说,唯独有了演神话戏、编童话故事这类活动,儿童时代生活才是正常的;而通过这些活动进行的“空想”、“幻想”训练,对周氏兄弟思维的发展,文学的发展、更是有深远的影响。人们不难注意到,上述演戏活动与深夜编神话故事,都是以鲁迅为主的,周作人只扮演追随者的角色。这不仅因为他们年龄的差异,而且也表现出他们不同的秉赋:在周氏兄弟之间,鲁迅的想象力是更为丰富的。周作人后来一再说自己不是诗人,“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③。这奇异的童话世界的创造者主要是鲁迅,欣赏者、解释者、研究者却是周作人:他们兄弟秉赋、天资的不同,遂有了这样自然的分工。

③周作人:《永日集·桃园跋》

  小兄弟周建人有时也参加哥哥们的游戏。他对两个哥哥的观察更是有趣的——

  (大约是1894年新年),我们三兄弟商量好,把压岁钱凑在一起,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买来以后,我就把这件事讲给我父亲听了。……(父亲)便叫拿来给他看看,大哥便拿给父亲看了。他翻看了一会,似乎也颇有兴趣的样子,不作一声地还给大哥了。以后,我大哥便叫我谗人,……他叫了我几次,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以为我还不懂“谗人”的意思,就不再叫了,……又叫我“十足犯贱”……(这意思)有通俗的,当然懂,但我不睬他,他也不叫了。①

①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十,艰难的日子》

  二哥却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②。

②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4期。

  大概没有起绰号、给人以难堪这类事吧。从小弟弟的观察里,显出了大哥的尖刻、不饶人与二哥的宽容:二人个性的差异是鲜明的。
  正当周家三兄弟暂时沉浸在儿童的欢乐中,逐渐淡忘了由于祖父入狱带来的令人恐怖的噩梦时,父亲不知怎的突然吐起狂血来。他坐在后房间的北窗下,血就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吐了一阵之后,就没有再吐。由此开始,直至父亲逝世,周家一直在暗伏着不安的平静中过着日子。父亲的病与死象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家庭。
  母亲自然是首当其冲;鲁迅作为长子,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在鲁迅的记忆里,这是又一次惨痛的刺激,又一个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以后,他在《父亲的病》里,沉痛地写下了在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在《五猖会》里,又写出了父亲的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杀儿童的天性:“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面对着父子之间可怕的隔膜,鲁迅只感到莫名的悲哀。
  周作人也曾和鲁迅一起四处奔波,搜寻那些奇怪的药引。但这对他来说,不过是另一种“游戏”。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慈爱的——

  他看去似乎很是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他没有打过小孩。……①

①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三○,伯宜公》

  鲁迅(曾)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①。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些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此外还有些怪画②,只是没有题字,所以他也不曾问③。

①八斤系周家隔壁邻居沈四太太家的小孩,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枪跳上跳下的乱戳,口里不断地说:“戳杀伊,戳杀伊”,鲁迅因而画此漫画,以示反抗。
②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九一,拾遗(2)》中回忆,这幅怪画“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象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的用竹丝穿着,……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淫的一种童话化的画,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象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铡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这种初看似猥亵而实是天真烂漫的思想,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想起来也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却是实在的事情”。
③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五,漫画与画谱》


  (伯宜公)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他所讲的故事以《聊斋》为多……①。

①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六,烟与酒》

  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故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侘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于纸”,才过本寿,以痼疾卒。……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像于我的脑中而已②。

②周作人:《夜读钞·小引》

  在周作人记忆中的这个“没有打过小孩”、“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的和蔼、宽容的父亲,时有退隐之意的伯宜公,自然是经过周作人主观心灵折射后的形象;他是属于周作人的:既不如鲁迅笔下那样“严厉而不通人情”,与周建人的回忆也不尽相同——

  (父亲)他并不打骂我们,也不和母亲吵架拌嘴,只是独自生闷气,有时候无缘无故地发起脾气来,把瓷器、饭碗、茶碗、酒杯都掷出窗外,脸色是这样的阴沉,忧郁,压抑,悲伤,好象已看透了人生,憎恶这世间,但他不责备任何人,似乎只怨恨自己,临终前,他按在自己身上的那只手,轻轻地抬起来,又轻轻地落下,这样重复几次,一边嘴里喃喃地说:“呆子孙,呆子孙!”……①。

  有意思的是,尽管周作人再三申明伯宜公“没有打过小孩”,但周建人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周作人与凤升叔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櫆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这不孝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象完全忘记了这件事……”②。

①②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

  对比周氏三兄弟对于父亲的不同回忆,其不同的侧重面是可以显示出他们彼此性格、心境的不同的。从另一面也可以了解他们每个人与父亲心灵的沟通。
  不久,周作人的生活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896年——这一年周作人刚好13岁,祖父从监狱里发出命令:由于原来同潘姨太太一起随侍的凤升叔已经去南京读书,决定周作人去杭州伴读。周作人与潘姨太一起寄寓在花牌楼,每隔两三天去监狱看望一次祖父,平日自己用功。这一段生活,留下的是一个极为阴暗的回忆——

  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①。

①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这可能是周作人第一次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身经验中,体味到人生的“忧郁”。因此,它是终生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杂事诗里,仍然笼罩着这抹不掉的阴影——

  素衣出门去,踽踽欲何之。
  行过银元局,乃至司狱司。
  狱吏各相识,出入无言词。
  径至祖父室,起居呈文诗。
  ……
  温语教写读,野史任翻披。
  十日二三去,朝出而暮归。
  荏苒至除夕,侍食归去迟。
  灯下才食毕,会值收封时。
  再拜别祖父,径出圜木扉。
  夜过塔儿头,举目情凄而。
  登楼倚床坐,情景与昔违。
  暗淡灯光里,遂与一岁辞①。

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其二》

  但阴暗的日子里也时有阳光注入;这使得周作人这一段生活仍然保持着金色童年所特有的“蔷薇色”,尽管颜色已经消褪了不少。
  周作人在三牌楼的生活,使他意外地获得了生活在一群妇女包围中的人生经验。如果说幼年时代周作人对于祖母不幸命运的记忆,是凭着儿童的敏感而留下的粗略印象,那么,现在,实地的近距离的观察,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这使他对妇女的了解与同情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妇女问题最终成为周作人的基本人生命题,他在花牌楼的生活经验至少是打下了基础的。因此,周作人晚年回首往事时,这样写道——

  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
  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
  自言嫁山东,会逢老姑怒。
  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
  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
  生作活切头①,无人知此苦。
  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
  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
  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
  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
  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
  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
  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
  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
  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
  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
  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
  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
  应是命不由,适值暴风雨。
  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②。
  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
  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

①绍兴民间称妇人再蘸者为“二婚头”,其有夫尚存在者则为“活切头”。
②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祖父于1904年去世,潘姨太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乃于宣统己酉(1909)年冬天得到主母的谅解,辞别而去。最初据说是跟了一个自称姜太公后人的本地小流氓走的,可是后来那人眼瞎了,所以她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


  周作人对于花牌楼众妇女的同情中,显然还含着一种兴奋,一丝喜悦,因为正是在这里,他有了初恋的人生经验。初恋的对象就是诗中所说“盈盈十四五”的“婉娈杨三姑”。据说,虽然潘姨太太与杨三姑的养母姚宅老妇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戏。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和潘姨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周作人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周作人影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但这就已经足以引起一个从未与异性接近、却又是异常敏感的少年,种种感觉、种种想象,种种情绪的微妙变化了——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

  在初恋中,女方总是被男方置于至高无尚的地位,采“仰视”态度,这与以后妇女在家庭中的服从地位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种对初恋对象的崇敬心理,大概就是母系社会意识的一种留传吧。

  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瞭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爱慕的第一人了。

  又是“此刻(即事后)回想”,又是“仿佛”,说明所注意、钦慕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女性,而是抽象的,在想象中被理想化的女性;而且,这时的“女性”已不再是童年时代平等嬉戏的伙伴,而是被明确地意识到的“异性”,是作为“爱慕”的对象、性意识的诱发者的存在:这都是初恋中对“女性”的观察视角、心理的微妙变化。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然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是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爱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

  这里有“喜悦”与“兴奋”,但它是“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这种迷朦的,甚至带一点神秘色彩的情感世界,自然不同于与朋友(包括女性朋友)之间的友谊的爱所引起的更为单纯,也更为明朗的喜悦;但它是“淡淡的一种爱慕”,又有别于热恋中的昏迷、狂热状态。正是这初恋中的“喜悦”与“兴奋”逐渐唤醒了男性的自我意识:一种连自己也把握不住的自我表现欲和取悦对方的欲求。

  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这时,男性意识已经逐渐占了上风,自觉、不自觉地把对方当作保护对象了。这是在恋爱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微妙变化。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了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杨家三姑娘患霍乱死了”,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又却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这已足以证明:所发生的不过是一次“初恋”。但是,“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仿佛”而已。仍然留下了一点淡淡的惆怅,又夹杂着淡淡的喜悦。
  很多年以后,周作人在回忆杭州时,仍然这么说:“我与杭州没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么讨厌,……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对于浙江的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①。这里所说的“塔儿头”离“花牌楼”很近,而“清波门”就是杨三姑娘的居住地。显然,周作人对他少年时代的这一段感情生活是极为珍贵的。性的觉醒,本是一种正常生理、心理现象,自古有之,人人皆有;但对性的觉醒的珍视与自觉,却不能不是一种现代意识。对于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来说,性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是互相联系的;对性的觉醒的敏感与自觉,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①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在这种心情下,周作人对于祖父的回忆,也是美好的。祖父介孚公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是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因顶撞上司被参劾革职,又遵例捐升内阁中书,当了几年京官,终因科场案入狱,由于屡经官场沉浮,郁郁不得志,在周家新台门内是以脾气暴躁与乖戾著称的。但在周作人的眼里,这位祖父确实不同于其他长辈;在不同寻常之中,自有其可爱可敬之处——

  祖父(在狱中)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中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时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他常讲骂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我还记得一则讲教书先生的苦况,云有人问西席,听说贵东家多有珍宝,先生谅必知其一二,答说我只知道有三件宝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鸡一只,能言牛一头。他并没有给富家坐过馆,所以不是自己的经验,这只是替别人不平而已①。

①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五十年前杭州府狱》

  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冬的翰林,……他不曾听到国语文学这些名称,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时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特别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要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以前也曾念过《四子全书》,不过那只是“念”罢了①。

①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

  介孚公“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无异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内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周氏兄弟成长的影响,恐怕是介孚公本人也未曾料及的。
  尽管周作人很早就接触了《诗经》与唐诗①,但《诗经》完全是当作“经”来读的;对于周作人,他真正接触文学,是从小说开始的,这个起点本身就大异于传统文人,而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戊戌变法前后,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的日益提高相适应的,或者说是反映了文学发展的一种潜在的趋势。据周作人回忆,他是在十一、二岁时,在三味书屋读书期间,开始读《镜花缘》②。在杭州侍读时,更读了不少小说,好的坏的都有。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聊斋》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等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入门。据周作人说,在《镜花缘》中,最吸引他的是多九公,“因为他能识得一切的奇事和异物”,“九头的鸟,一足的牛,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话,但又是怎样的愉快呵”③。不只是《镜花缘》,连《西游记》、《封神传》之类,周作人都是把它们当作”童话”来读的,使少年周作人入迷的正是这些作品中的荒唐的话,在这一点上自有特别的趣味。读《聊斋志异》,周作人最注意的,自然是其中的“文言的趣味”④,他同时也很欣赏作者”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态度与主张,以为“是极妙的话”⑤。后来周作人自己对于少年时代的这种读书趣味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因此,这类荒唐、空想的作品,“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这就是说,在周作人看来,这种喜爱奇幻的空想的”读书兴趣”,不仅与年龄特征有关,而且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与审美要求:这里是隐隐地透露出时代变革的某种信息的。周作人还说,他在《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里看出,“作者有很多地方都很用些幽默,所以更显得有意思”,由于”中国向来缺少讽刺滑稽的作品”,这类作品几乎是”唯一的好成绩”⑥,对传统文学中”特殊”因素的关注,这本身也是隐含着一种变革的要求。周作人回忆说,在读完了旧派文言小说以后,就”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⑦。《唐代丛书》是所谓”杂学”的入门课本,而周作人对”杂学”的兴趣是早日开始了的。早在1893年,9岁的周作人随鲁迅一起避难时,就在皇甫庄第一次接触《毛诗品物图考》这类”闲书”,并且第一次看到报纸——上海出版的《申报》。以后又在族人琴逸公那里初次见到《毛诗陆氏草鸟虫鱼疏》。11岁至13岁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在鲁迅影响下,周作人开始抄书,所抄的就是《唐代丛书》中的《百药谱》和《黑心符》。鲁迅所抄录的则有陆羽《茶经》三卷、陆龟蒙《耒耜经》与《五木经》及花木录的谱录《说乳录要》。以后,周作人又得到了平常不见经传的西湖花隐翁的《秘存花镜》,这是关于花木的小论文,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有平明而新颖的文字表现,周作人爱不释手,甚至比喻说,“与初恋的心境有点相象”⑨。这些讲岁时风土物产、博物的”杂学”类的图书,“本是世俗陋书,……在那时却是发见了一个新天地”⑨。

①周作人回忆,1898年前后,介孚公曾把一部木板钦定《唐宋诗醇》寄回家中,其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
②周作人:《书房一角·旧书回想录·小说》
③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
④周作人曾说:“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
⑤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
⑥周作人:《甘口苦口·我的杂学》
⑦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
⑧周作人:《夜读抄·花镜》
⑨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五三,抄书》


  发现的“新天地”还有乡贤著作。据周作人自己说,他是在杭州侍读时,首先读到《砚云甲编》中的《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基”①。首先自然是读张岱的其他著作,如《于越三不朽图赞》、《琅嬛文集》、《西湖梦寻》之类。给周作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于越三不朽图赞》里“姚长子”的形象,这“是一个穷民,以身长得此诨名(真名因此不传),遇倭寇之难成为义民”②,这大概是周作人最初接触到吴越一带的反抗传统吧。从乡贤著作中,周作人直接受到了地方历史文化的熏陶。他曾把明清以来浙江思想文化界概括为“飘逸”与“深刻”两大潮流:“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前者如徐渭(文长),王思任(谑庵),张岱(宗子),袁枚(子才),李慈铭(莼客),俞樾(曲园),后者如毛西河、章实斋、赵益甫、章太炎等③。周作人本人,显然于这两大潮流都是有所吸取,但又似乎更偏向于“飘逸”一派。

①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关于竹枝词》
②周作人:《雨天的书·日本的海贼》
③周作人:《谈龙集·地方与文艺》


  周作人所说的“深刻”派与所谓“绍兴师爷传统”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周作人曾对“师爷传统”的影响作过如下说明:“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14世,……这400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①。所谓“师爷”,即幕友、幕僚,这是旧地方政府或军队里的参谋、书记或办理司法、钱粮等事务的专职人员。军政僚属对于他们尊如上宾,称为“老夫子”;对于一般胥吏来说,他们是自己长官的师宾,因此称之曰“师老爷”,简称“师爷”。明清时期绍兴人当师爷的遍布全国,有“无绍不成衙”之说,“绍兴师爷”之名因此大盛。衙门的师爷因其司职的不同分帐房师爷、刑名师爷、书启师爷、钱谷师爷等,而最突出的是刑名师爷(地方上的讼师也包括在内),素有刀笔吏之称。有时人们讲“绍兴师爷”也专指“刑名师爷”。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刑名师爷以司法为专职,在长期的职业性训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以至文风,如周作人所说的“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的“师爷气”,嫉恶如仇、睚眦必报,易怒多疑、苛刻严峻的性格,冷静、周密的思维方式,谙熟人情世故、法律条文,多谋善断的才干,以及缜密、犀利的“师爷笔法”等等。而周作人把“绍兴师爷”的苛刻性格称之为“法家的苛刻”,则是点明了作为绍兴地方文化特色之一的“师爷传统”与法家的内在联系。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

  周作人一面从小从与祖父、乡人(据统计,周氏家族中有十来位“绍兴师爷”)的接触,以及乡贤著作的阅读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绍兴师爷”的传统,并因无以摆脱身上的“师爷气”而饮恨终生,另一面,他又从不回避自己对绍兴文化传统中“飘逸”派的倾心。他在评论张岱(宗子)《陶庵梦忆》时抱怨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失”①。“豪放”之气确实是绍兴人的传统气质。曾为“饮中八仙”之一的唐朝名诗人贺知章即是一例。胡适曾引述从旧唐书,说他“性放旷,善谈笑……,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流风所及,明清两代“吴越遗老”也“多放恣”,为桐城派正统文人所“甚恨”②。这种“放恣”之风,正是对传统经学的一种反叛,是经学统治地位的松动,也是道与佛对儒的渗入,从根本上说,周作人与鲁迅的“杂学”兴趣,也是统属于这“放恣”之风的。正象周作人自己反复说的,他(以及鲁迅)的治学道路,是一条“从旁门入”的“野路子”,他的读书趣味的选择,以至人生选择,遵行的是“非正宗的别择法”。这就是说,历史发展到了周作人这一代,封建正统文化对它自身土壤里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中的最杰出者,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当然,现在所发生的“反叛”,仍然是在传统文化结构内部的一种调整,还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否定。这一代人,一直要到真正接触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体系,进入“世界文化”的新系统,他们的反叛性的文化性格才可能发展到十分自觉的程度,并产生建设性的新的文化性格。——而这一历史转折点,是一天天地逼近了。

①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
②周作人:《药堂语录·九烟遗集》

http://leiden.dachs-archive.org/archive/leiden/poetry/20040712/white-collar.net/01-author/q/03-qian_lq/zzrz/zhouzuorenzhuan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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