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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旭的诗》:四十年来梦亦痴,风情千里胜于诗。逢君欲说当年事,已是青丝化雪时。

 
 
 

日志

 
 

“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中国文学网  

2017-04-04 12:07:42|  分类: 朝花夕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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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中国文学网

陈平原

内容提要 :“都市诗人”张岱是中国散文史上的大家。他的散文所表现出的“空灵之气”,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他的“自叙”文体,可谓是“自嘲”的艺术,“自嘲”中仍有对自我“真性情”的坚持与夸耀,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有“忏悔”之意。作为文明象征的都市生活及其艺术表现,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而张岱对于民俗文化和都市风情的理解与把握胜过史书与方志。张岱文章之妙,还在于有所寄托,他将“一肚皮不平之气”和“书史、山水、机械”等糅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张岱散文看似平淡,实则有绚烂作底;他擅长在散文中写人,注重细节,三言两语足以传世,这种笔墨功夫,源于《世说新语》,又得益于张岱“好说书,好梨园。”

 

比起王季重、刘同人或者徐霞客来,张宗子张岱(1597——1680?)更难评说。因为在大家心目中,各有各的张岱,容不得别人指手画脚。好在我的见解平实,估计跟大家的感觉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我看来,明文第一,张岱莫属。而且,如果在中国散文史上评选“十佳”,我估计他也能入选。尤其是《陶庵梦忆》,篇篇都是好文章,随便翻开一页,都是可圈可点。每次重读《陶庵梦忆》,总是“其乐融融”,而不仅仅是“有所收获”。这本薄薄的小书,真是耐读。

关于张岱的生平及创作,我在《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1]第五章,以及《中国散文选》[2]的“导言”和小传部分,已经有所介绍。今天,稍微涉及“文学史上的张岱”,然后进入具体作品的分析。

讲张岱的文章源流,最经典的论述,当推明人祁豸佳《<西湖梦寻>序》。所谓“笔具化工”,有点虚,不太好把握;但强调张宗子和郦道元、刘同人、袁中郎、王季重的联系与区别,还是能让人心领神会。描摹山水的,一般都会追溯到《水经注》,这是宋元以下诗文评点的套话。可郦道元之外,另加三个当代文人,这可就不一样了。刘同人的生辣,袁中郎的倩丽,王思任的诙谐,这都比较容易体会,难的是后面那句话:“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技巧性的东西容易说,所谓“空灵之气”,可就不大好办了,感觉得到,但难以描述。既然无法准确把握,如此“神妙”,如何评说?其实,这是经验之谈:一眼就能看到的好处,往往最难评说。读苏东坡的文章,读张岱的文章,不必多么高深的学问,单凭直觉,一般人都会很喜欢。可就因为容易喜欢,反而更难把它说清楚。下面主要谈张岱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自叙与自嘲,第二是民俗与寄托,第三是绚烂与平淡。

 

一、   关于自叙与自嘲

 

略为翻看《中国散文选》,不难发现,我对“自叙”这一文体有特殊的兴趣。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到王绩的《自作墓志文》、刘知几的《自叙》、徐渭的《自为墓志铭》。再到清人江中的《自序》、梁启超的《二十自述》等,一口气选了那么多自叙、自序、自为墓志铭,用今天的概念,统称为自传,Autobiography,肯定是别有幽怀。下面我会提到,为什么会特别注意这种文体在古代中国以及文学史上的功用,这里先回到正题——张岱。

从“自叙”入手,我选的是张岱的《自为墓志铭》。少为纨绔子弟的张岱,晚年撰写《自为墓志铭》,审视平生足迹,是得意,还是失意?是夸耀,还是忏悔?这是个有趣的话题。“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如此开篇,让你惊讶,作者为何丝毫不谈自家身世。因为,所谓“纨绔子弟”,必定是家世显赫,否则没有挥霍、懒散、浪荡的本钱。我们知道,张岱的祖先,确实是有功名的。高祖中进士,曾官吏部主事;曾祖中状元,任翰林院编修;到祖父张汝霖,好歹也还是个进士。只是到了父亲,才变得不取功名,乐为鼓吹。也就是说,对音乐戏剧的兴趣,在读书做官之上。一般的“墓志铭”,“数典”时不该“忘祖”,这里的故意略去,大概是怕辱没了祖先。因“一无所成”,不好意思提及祖先英名,可单是“纨绔子弟”四字,还是让你明白,这可不是平常人家。

何以自称“少为纨绔子弟”,请听作者自述:“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这段话,应该倒过来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不想卖身投靠新朝,于是披发入山。有了这场变故,才会回首往事,恍如隔世。一是少时繁华,一是老来孤寂,借助于“回首”,获得某种呼应与对照。张岱最后活了多少岁,学界尚无定论,但不管是八三、八四,还是八八、九二,反正是长寿。套用一句老话,“寿则多辱”。经历国破家亡,晚年回首平生,追忆少时所经历、所喜爱的都市繁华,能不感慨万千?正因这深深的眷恋,以及由眷恋而来的无尽感慨,促成了《陶庵梦忆》中余韵无穷的怀旧文章。

既是《自为墓志铭》,总得对自家事业有所评说。“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下面关于“七不可解”的叙述,比如“贵贱紊”、“贫富舛”、“文武错”、“尊卑溷”、“宽猛背”、“缓急谬”、“智愚杂”等,评说的其实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与时代。《自为墓志铭》的体例,本该集中笔墨于自身,可这里的贵贱紊乱,贫富差错,文武翻倒等,其实是指向大动荡的时代。明清易代之际,各种价值观念都被动摇甚至颠覆,读书人的心理感受格外强烈。说这些,其实还是泛论,跟自家生活不是很贴切。终于,话锋一转,主人公登场了。

下面这一段,才是真正的自我评说。“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诸如此类的自我辩解,依旧不着边际。最重要、也最沉痛的,还是下面这两句话:“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了,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天崩地裂之际,无所作为的读书人,内心深处无疑是很痛苦的,可发为文章,故作轻松,且自我调侃。你看他,“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还有,学文章、学节义也都不成,这可真是“一无是处”了。

同是“自嘲”,有人轻松,有人沉痛,相去何止千里。读林语堂的《八十自叙》,第一章“一捆矛盾”中,也有些略带自嘲的话,比如“他什么书都看”,可“从来不读康德哲学,因为他自称受不了;也讨厌经济学”。还有,“他是卡通人物‘米老鼠’”,以及“女星凯瑟琳·赫本的忠实观众”,也“喜欢和男友们说‘荤话’”。可明眼人都清楚,这些“俏皮话”,没有丝毫自责的意思,更多的是表示自家口味“不俗”。张岱不一样,当他说到“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时,我相信,不是志得意满,而是老泪纵横。

关于墓志铭的体例,我专门提到韩愈、欧阳修所面临的难题:文章家的趣味,如何与当事人的愿望协调。孝子贤孙表彰祖宗功业的愿望,完全可以理解;不弄虚作假已经很不错,文过饰非,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于是出现一个尴尬局面,家属恨不得把所有官衔都写上,而且尽量拔高;可作为文章家,韩愈或欧阳修心里都很清楚,若依此要求,文章肯定写不好,因而也就必定“不传”。这也是欧阳修特别提到,墓志铭难写的缘故。过去允许文人腾挪趋避,墓志铭中,不时还能冒出些好文章。到了讲究“组织鉴定”,那就更是只争评价高低,管不了文章好坏了。

跟这种专门褒扬先人功业的“墓志铭”大异其趣的,是所谓的“自为墓志铭”。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开始,中国人之撰写自传、自叙、自为墓志铭等,多半采取自我调侃的笔调。同样是叙述平生,可以半真半假,亦虚亦实,嘲讽多而褒扬少。从陶渊明、王绩、徐渭,一直到张岱,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这种策略,带有游戏文章的意味,或者说寄沉痛于诙谐。这就难怪张岱的《自为墓志铭》,袭取表彰功业为主的墓志铭体式,但改变宗旨,转为自我调侃。

一般所说的“自嘲”,除了显而易见的自我批评,往往还隐含着另外两种旨趣:一是讽世,一是述志。讽世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七不可解”,谈的就是整个世道的颠倒,表白自己如何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述志呢?你看他说“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似乎很低调,其实是在感叹自己怀才不遇。整篇《自为墓志铭》,表面上都在骂自己,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拿自己开玩笑。可这“玩笑”中,隐含了张岱的自我定位。别人为什么没有这么多感叹,很可能不是因为人家成功,而是人家少年时本就没有学这学那的远大抱负。

年轻人不大能体会到这一点。将来有一天,你会突然间发现,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做不成的。这个时候,早先的抱负越大,失落感也就越明显。这种感觉,有时不以个人的实际成绩高低为转移。很多人,你可能觉得他做得不错,挺成功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郁闷。这种郁闷,很大程度缘于过高的自我期待。记得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去世时,很多师长都写文章,我也写。但有一点不一样,别人表彰先生的功业;我则提及先生内心深处的悲凉。一个人越有才气,越心高气傲,晚年的悲凉感就越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古往今来,真能实现自己少年时的理想的,没有几个。

因此,张岱的《自为墓志铭》,不完全是反语或讽刺,自嘲之中,也有真实的成份在。那就是“述志”。在描述自己的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同时,反衬了原先的人生理想与自我设计。包括汪中等人的墓志铭,都有这个倾向。我们知道,“怀才不遇”乃古往今来无数中国文人的“通病”。“不遇”是真的,至于是否都有“才”可“怀”,那就很难说了。之所以沉沦下僚,有时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有时是机遇或人事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自家才华所限,怨不得外在环境。再说,并非所有的“牢骚”,都能转化成为《离骚》。张岱《自为墓志铭》之所以可读,就在于它用自嘲的口吻来总结自己的一生,意绪苍凉。就像《陶庵梦忆序》所说的,“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有这种“苍凉”作底,张岱的自嘲才显得真实,也才显得可爱。

虽然自嘲“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张岱其实还是颇有著述的,要不,只是极爱繁华的纨绔子弟,咱们没必要花时间讨论。“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接下来就是《石匮书》等著作目录了。前面刚说过自己如何一事无成,笔锋一转,开列起自家十五种著作,又似乎不无得意之色。你也许会觉得这文章转得急了些,甚至有点前后矛盾。其实,这正是《自为墓志铭》的文体特征。是自嘲,可并非检讨,你别以为作者真的一无是处。在某种意义上说,自嘲是表,自颂才是里。用现在时髦的说法,这就叫作另类的自我表扬。这个书目开下来,当然是给自己评功摆好的了。这样的回首平生,不是自我揄扬是什么?对于读书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著述传世更值得关注,也更值得向世人一一交代的?

那我们就尊重作者的意愿,略为评说今日很容易见到的那几种著作。这些书,大致可这么分类:一是传统读书人特别看重的经学著述,那就是《四书遇》;一是体现作者经世情怀的史著,那就是《石匮书》;一是带有小百科性质的杂著《夜航船》,还有三种精彩绝伦的散文小品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

张岱的《四书遇》,前些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重刊,很容易找。如果没时间读,起码看看序言。《四书遇序》也收在《琅嬛文集》里,后者任何一所大学图书馆里都能找到。这则序言,主要是表白自己的读书方法,如何与一般经学家不同:只读白文,不问训诂。诵读白文数十遍,突然有所感悟,写下来,这就是我的“经解”。作者说,乱离两载,东奔西跑,什么都丢掉了,就剩这本著作一直珍藏在身边。可见作者对《四书遇》,是很看重的。可作者的“看重”,并不能保证此书的价值。关注经学,这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趋向。在我看来,《四书遇》没什么了不起。除了证明作者确有悟性,也曾认真读过经,其他的,那就很难说了。这跟张岱读书的特点大有关系,不管训诂,直接跟白文对话,固然可以克服此前读书人过分讲求考据训诂、典章制度而落下的支离破碎毛病,但也会限制解读经典的深度与广度。换句话说,这种“只读白文”的解经法,明显地“近文人而远学者”。

张岱写《石匮书》毫无疑问,是有所寄托的。这在《石匮书自序》里说得很清楚。有人能写史,有人不能写史,更有人不能写史而非写不可,那就是我。为什么?就因为眼见得“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整个一个“诬妄之世界”。明亡了,作为先朝遗民,有必要撰写一部真实的历史,为有明一代的是非得失作总结。从崇祯戊辰年开始落笔,写了十几年,遭遇国变,然后携其副本,遁入深山,继续研究、写作。作者称,此书“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但这是史家的共同口号;我更看重的,是其知不可而为之。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余故不能为史,而不得不为其所不能为”。这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换句话说,我不认为张岱是个杰出的史家。作为学者,张岱在经学或史学方面的才华实在不明显。研究者出于好心,拼命拔高其学术成就,没必要。我更倾向于从悟性,从责任感,从气节,而不是从学术史角度来解读他的经学或史学著作。

还有一本“小百科”性质的《夜航船》。此书类似读书笔记,分类摘抄的同时,有所归纳与整理。他把读书人所需要的日常知识,按天文、地理、人物、考古、文学、礼乐等,分成20大类130个子目,每个子目包含若干小条,分别加以解说。比如,卷8“文学部”中,包含经史、书籍、博洽、勤学、著作、诗词、歌赋、书简、字学、书画、不学、文具等16目;其中的“诗词”目里,就有关于“乐府”、“诗体”、“苦吟”、“推敲”、“点铁成金”、“爱杀诗人”等的解说。边读书,边摘抄,有分类整理之劳,而无稽核辨正之功。宋元以降,读书人的笔记,有的成为“著述”,有的则只是“摘抄”。关键不在体例,而在有无自己的发现。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夜航船》没有多少考证,属于资料收集、分类索引,说不上“成一家之言”。《夜航船》作为专业著述,意义不大,可这个编纂过程,给文章家张岱打下一个学问的基础,这点很重要。

读过钱锺书的讽刺小说《围城》的,大概都对李梅亭的“随身法宝”,那个“装满学问”的卡片箱颇有印象。想问“杜甫”吗?好,随手一翻,马上就是相关资料。博学的钱先生,对此举明显语带嘲讽。卡片箱不等于学问,这点没问题,可读书人为了整理资料及自家思路,分类做卡片,其实一点也不可笑。黄宗羲《思旧录》中提及钱谦益如何攻读八家文,那姿态也很不优雅:“见其架上八家之文,以作法分类,如直叙,如议论,如单序一事,如提纲,而列目亦过十余门。”大家知道,钱谦益乃清初有名的大诗人,大学者,眼界极高,也都如此读书。关键在于,别把手段当目的,误将卡片箱当做学问渊薮。老一辈学者中,不少人注重抄书或做卡片,因为,分类摘抄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学术训练。不只是记忆,更包含选择与思考。现在改用电脑查询,表面上检索范围扩大,可资料来源没有个性,你知道的,我也知道,我不知道的,你也茫然。对人文学术来说,这可不是好事情。有一点必须记得,功力不等于学问,可学问必须有功力支持。

回到张岱的《夜航船》,所谓记取“眼前极肤浅之事”,养成博识与趣味,对于文人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这个学问基础,对于成就文章家张岱的真正功业,也就是我下面着重谈论的三本小书《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文集》,实在功不可没。在我看来,纯粹的文人“太轻”,专门的学者“太重”,张岱的文章之所以“举重若轻”,跟他的学问不大不小有关。

开列过著作目录,该说点得意的事吧。你猜他说什么?6岁时随祖父张汝霖在西湖边游览,碰到陈眉公陈继儒跨一角鹿,为钱塘游客。陈继儒问张岱的祖父,听说你的孙子很会做对了,能否试试?于是,指着屏上的《李白骑鲸图》,出了上联:“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6岁孩童应声而答:“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除了对得工整,还略带一点调侃的味道,确实是才思敏捷。难怪眉公大笑,说:“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平生那么多遭遇,为何单取一儿时轶事?大概就为了最后那句叹息:“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儿时“灵隽若此”,老来才会感叹“一事无成”。不是真的一事无成,而是相对于儿时的睿智与灵敏,不免略感失落。

大家应该记得,《世说新语·言语篇》里,有一则“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逸事。少年孔融的反唇相讥,其实不太成立:老大不佳者,“小时”未必都“了了”。可儿时聪慧,毕竟还是很令人欣慰的。我相信,行文至此,张岱颇为得意。一方面是自嘲,一方面也是自夸,用调侃的语调,掩盖几乎压抑不住的得意之色。因此,张岱的《自为墓志铭》不是检讨书,也不是忏悔录。

接下来的“因思古人”,“皆自作墓铭”的例子,举出来的王无功是王绩,陶靖节即陶渊明,徐文长乃徐渭,这些人都有自叙或自为墓志铭传世。张岱说,我想学他们,可刚落笔,就觉得自己“人与文俱不佳”。踌躇再三,终于想通了:“第言吾之癖,则亦可传也已。”平生一事无成,想来想去,唯一可传的,是我的个性、性情与癖好。请注意,文人自述,可以有牢骚,有不平,有自嘲,但不能说得太过分;要是给人“一无可取”的印象,那可就糟了。在自我嘲笑的同时,还得给读者一点希望,在张文,就是“吾之癖”可传。

我们很可能马上联想到,张岱对于“癖”的偏好。而这,正是整篇文章的关键所在。前面讲袁中郎时,我提到这个问题;而在《陶庵梦忆》和《琅□文集》里,这问题再次凸显。《陶庵梦忆》卷4《祁止祥癖》,有这么一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话张岱本人肯定很得意,因此,后来又把它引入《琅□文集》卷4《五异人传》:“岱尝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髯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其一往深情,小则成疵,大则成癖。五人者皆无意于传,而五人之负癖若此,盖亦不得不传之者矣。”这五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但都有某种特殊爱好;正是这“疵”与“癖”,显示其“真气”与“深情”,故可传。

而“我”呢,也是一个有疵有癖的人,比如,好鼓吹,好骏马,好古董,好华灯,好烟火等。这些癖好,在一般人眼中,都是不务正业。张岱却不这么看。在他看来,这正是自己有深情、有真气的表征。我有毛病,可我有真性情,所以可传。在自嘲中,张岱其实还是有所坚持的。这个“坚持”,就是对自己的有癖好因而一往深情的个性,有特殊的理解和体认。

关于这一点必须略做辩正。当代散文家黄裳特别崇拜张岱,有真理解,也有很精彩的论述。可他在《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中,指《自为墓志铭》为“一个地主阶级大少爷的‘忏悔录’”,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印记,这点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忏悔录”三个字,让人觉得突兀。在《关于张宗子》里,黄裳进一步阐发:“我国文人之能为《忏悔录》如法兰西之卢骚者,乃更无第一人。”这里说的,当然就是《自为墓志铭》。可我以为,张岱的“极爱繁华”,以及自称“学书不成,学剑不成”等,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忏悔”,与卢梭的《忏悔录》更不是一回事。是自嘲,但自嘲中有所坚持。这必须回到晚明文人的心理状态以及文化趣味,才能准确理解。假如你明白,晚明文人把“性情”看得比“功业”还重,你就会意识到,张岱的“自嘲”,其实包含着“自夸”。将《自为墓志铭》和《祁止祥癖》、《五异人传》放在一起阅读,不难明白这一点。

《陶庵梦忆自序》说到:“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确实有“忏悔”二字,可你仔细读下去,他忏悔什么?忏悔好鲜衣,好美食?没有;忏悔“学书不成,学剑不成”,也不像。不管是《陶庵梦忆》,还是《西湖梦寻》,都是在“寻梦”,寻找早已失落的“过去的好时光”。国破家亡20年后,追忆昔日的繁华,这个繁华,包括家国、都市以及个人生活,有的只是感叹与惋惜,而看不出什么刻骨铭心的自责或反省。所以,说是“忏悔”,我觉得过于夸张。我们知道,“寻梦”和“忏悔”不是一回事。对于往事的追忆,当事人津津乐道,后来者心向往之,而这,正是张岱文章魅力所在。

美国学者欧文(Stephe Owen)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最后一章“为了被回忆”,也曾提及《陶庵梦忆》。欧文的意见是:“无论是在自序里还是在回忆录的本文中,我们发现的只有渴望、眷恋和欲望,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悔恨和忏悔。[3](164)这与我的观点很接近,只是我的看法更趋极端:张岱不只毫无忏悔之意,甚至还有夸耀之心。夸耀什么?夸耀自家的“真性情”。其实,将卢梭的《忏悔录》引到中国语境,用以比附古代中国文人的,还有钱锺书先生。钱先生的《管锥编》谈到《谈书·司马相如列传》,也有类似的说法:“虽然,相如于己之‘窃妻’,纵未津津描画,而肯夫子自道,不讳不怍,则不特创域中自传之例,抑足为天下《忏悔录》之开山焉。”[4](P358)把天下《忏悔录》的开山,拉到中国来,而且一搁就是2000年前的汉代。这考证,很令人振奋,但似乎有点不大对劲。因为,传统中国人,其实是缺乏“忏悔”意识的。佛教确有“忏悔”一说,但那是持律的需要,而且针对的是“杀生”等佛教戒条。我们读南朝沈约的《忏悔文》,检讨夏天被蚊子叮时,不该“忿之于心,杀之于手”。真正从社会人生的角度“忏悔”,而且“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那正是中国人所欠缺的。

钱先生的比附,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很可能是“时代倒错”。班固《汉书》的《司马相如列传》,大体上沿袭司马相如的《自叙》。后者对于琴挑卓文君,确实是既不隐讳,也不羞愧。因此,唐代刘知几撰《史通》时,才会嘲笑司马相如说,别人的自叙、自传都是表彰祖宗功德和自家业绩,你可好,连琴挑卓文君这么不道德的事情都写进来了,实在太不应该。钱锺书则反其道而行之,说你看,他把自己这么不道德的事情都写出来,不是《忏悔录》是什么?其实,同是“琴挑卓文君”,唐人刘知几认为不道德,是伤风败俗的举动;汉人司马相如则觉得这是风流雅事,不只没必要隐瞒,还可以炫耀。所以,是否属于“忏悔录”,取决于立说时的心理状态。傲世越礼的司马相如,对自己的特立独行,很是得意,在自传里讲述当年如何“琴挑卓文君”,根本就没有忏悔或自我反省的意思。只不过斗换星移,到了唐代,道德标准变了,刘知几觉得此举惊世骇俗。又过了1000年,钱锺书以唐人的评价来解读汉人的心态,于是出现了“过度阐释”。

与此相类似的,可以举出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洪迈论及《琵琶行》时,嘲笑白居易不该夜入妇人船中,相从饮酒,极丝弹之乐,“中夕方去”。接下来的责问,更是义正词严:“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你就不怕商人日后到处说你的坏话?对这段妙语,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作了辩正:白居易邀请妇人过来饮酒,而不是跳到人家船上去。既然是独居的茶商外妇,空船上怎么办得起如此盛筵?再说,诗中并没说明何时散宴,你怎么会有半夜才离去的想象?如此读诗,“可惊可笑”。更重要的是,陈先生称,这牵涉到古今社会风俗之不同,不能不辩。唐宋两代,男女礼法,相差甚远。“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5](P52)元稹撰《莺莺传》,极力夸耀自己的始乱终弃,而友朋们也都视为当然,原因就在这里。关于后者,陈寅恪在《读莺莺传》中有专门论述。

我当然明白,卢梭的“忏悔”,并非毫无隐瞒,也说不上格外深刻。研究者提醒我们,卢梭撰写《忏悔录》时,披露的多是“无关紧要”的缺点。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不留情面的自我剖析,或者用“文化大革命”中的说法,“触及灵魂深处”,不说绝对没有,但确实很难。只不过比较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前者更具有“忏悔”的习惯与传统。

 

二、   关于民俗与寄托

 

《陶庵梦忆》、《琅□文集》、《西湖梦寻》这三册小书,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遥思往事”。一是“往事”,一是“遥思”,均相对于此时此地的生活。我们知道,“距离”产生美感。诉说遥远的往事,很容易带有温情,而这种温情,多少掩盖了事物原本存在的缺陷,只呈现其“富有诗意”的一面。

明清易代,天崩地裂,张岱的“遥思往事”,不能不带有更多的温情与想象。

但这还不是我主要关心的问题。我想追问的是,张岱的“遥思往事”,选择了哪些,又遗落了哪些。这其实大有讲究,体现了作家的历史意识与文化趣味。明清易代,很多人在写前朝遗事,而且都很动感情,因其中寄托了故国之思。张岱有点特别,追忆的不是文人雅事,更不是军国大业,而是都市里的日常生活。原先的缺点,比如“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等,如今反倒成了好事,起码使他的记忆非同寻常,不只五光十色,而且真实生动。当初张岱如果跟一般读书人一样,很“务正业”的话,我相信,日后写不出如此流光溢彩的好文章。

怎么说呢,假如原先是个留意功名或关心世事的读书人,即便他想写华灯烟火,梨园鼓吹,也都写不好,因为没那个感觉。“少为纨绔子弟”,张岱的沉湎游玩,无意功名,在原先的评价体系里,是“没出息”,或者“不正经”。可时移事迁,经国大业无能为力,日常生活的意义得以凸显。而谈论日常生活,尤其是乡风市声、人情世态、民俗节庆、说唱杂耍等,见多识广的张岱远比一般读书人在行。所以我说,早年的“极爱繁华”,其实成就了作为散文大家的张岱。这一点,只要比较明亡后诸多遗民的写作,就能明白。

明清笔记中,并非全都是军政大事,也有涉及社会生活、文化风俗的,但像张岱写得这么细致,这么生动,几乎绝无仅有。举个例子,同是写城市,刘侗等的《帝京景物略》就显得过于“冠冕堂皇”,侧重表现宫殿、寺庙、名胜以及文人雅趣,和张岱的关注日常生活,描摹社会风情,很不一样。因此,我非常欣赏周作人的一句话,他说:“张宗子是个都会诗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这话出自《泽泻集》里的《陶庵梦忆序》,那是他给俞平伯重刊本《陶庵梦忆》写的序。

俞平伯1924标点刊行了清人沈复的小说《浮生六记》,1927年又标点刊行了张岱的小品集《陶庵梦忆》。夹在这中间的,还有同为北京朴社刊行的自撰诗集《忆》。这册1925年刊行的旧体诗集,从内容到形式,都适合于怀古:线装,手写影印,配有18隔丰子恺的插画,很是精致。那年,俞平伯只有26岁,追怀的是童心、薄影、刹那间的情怀,所谓“小燕了其实也无所爱,只是沉浸在朦胧而飘忽的夏夜梦里吧了”。这种心境,与张岱的《陶庵梦忆》相当契合。当然,这与俞平伯出身世家——他是俞樾的曾孙,对传统文人的生活和趣味有特殊的感受,大有关系。

我认为山水意识的兴起对中国人审美趣味有深刻影响。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中,有句话说得很好:“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魏晋以降,山水精神与自我意识结伴而行,真是“相看两不厌”。这一点,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至于都市庶民的日常生活,虽然在宋元明清的众多笔记,以及“三言二拍”之类白话小说中得到很好的表现,但不太为文学史家所重视。我们重视屈原、杜甫那样的忧国忧民,也喜欢陶潜、王维那样的潇洒散淡,至于作为文明象征的都市生活及其文学表现,反倒没有给予足够的欣赏。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著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6]以《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等笔记为主要素材,构建南宋都城杭州的日常生活。其实,我们可以用张岱的文章,比如《陶庵梦忆》、《琅□文集》、《西湖梦录》等,再参照同代人的相关著述,来复原明末江南的日常生活。说实话,就对民俗工艺、民间文化和都市风情等的理解与把握来说,张岱的文章,远在许多史书与方志之上。

说到都市生活,有一点必须提醒,那就是贵族趣味和民间趣味的融合。基于阶级斗争学说,以前我们更多强调贵族趣味与民间趣味的对立,似乎二者径渭分明,可仔细观察,在都市的日常生活里,二者无法截然分清,甚至还有合流的倾向。最明显的,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对西湖的鉴赏,一是对京剧的喜欢。那么多人热爱西湖,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这种共同的审美倾向,更落实在“梨园趣味”上。徽班进京以后,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京城里的平民百性,大家都叫好。如此文化娱乐活动,贵族玩,平民也玩。表面上,雅有雅的趣味,俗有俗的偏好,可实际上,很容易“交叉感染”。“好梨园,好鼓吹”,并不限于某一特殊阶层。就在“都市”这一生活空间里,我们原先设想的径渭分明的贵族艺术和民间艺术的边界,某种程度上被淡忘,被超越。

在《陶庵梦忆》里,谈得最多的,是戏剧,是节庆,自然风景反倒退居其次,不再是独立的日月山川,风景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诸位把它跟袁中郎等人的山水游记对比,便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这也与西湖的特点有关,这是都市里的山川,人工化的自然,而不是真正的山水。郦道元写遍天下名川,徐霞客从东南走到西南,看到的是真山真水,而张岱则只是固守杭州。《陶庵梦忆》等三书,眼界几乎没有超出西湖,描写的就是杭州这么个繁华都市。叫他“都市诗人”,我觉得还是相当准确的。

西湖不大,可在“都市诗人”眼中,照样别有洞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看《西湖七月半》。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不写西湖,也不写月色,写的是在西湖边看月的人。什么人呢?张岱列了五种。第一种,只顾在楼船箫鼓里,享受灯火和优伶,“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第二种呢,“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请注意“左右盼望”四字,很传神。第三种更进一步,名妓闲僧,浅斟低唱,“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不能说他们不看月,也看,但有表演的成份,希望别人注意到他们在看月。第四种,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唱无腔曲,什么都看,又什么都没真看。第五种境界最高,值得认真品味:“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如此澹泊素雅之士,逃到里湖,无意引人注目,可还是未能躲过作者的目光。叙述者“我”,不在此五种看月人中,只是扮演观察者身份。月一无可看,西湖也没什么好说的,可看月人的心态,却值得好好把玩。从达官贵人的摆阔,到小名士的作态,再到高人的雅素,全都尽收眼里。

杭人游湖,平日早出晚归,就因为西湖七月半太有名,不看不行,于是全都赶来了。话里话外,有些许讥讽的味道。终于完成看月的“仪式”,众人各自归家。岸上的人,湖里的人,逐渐散尽。这时候,我辈方才升场。前面那一段呢,“我”在哪儿?我在湖中观看各式各样的看月人;虽没出场,却是个重要的存在。小舟靠岸,夜色已深,断桥石磴也凉了,“席其上,呼客纵饮。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面”。“□面”,即是洗脸。游人散尽,湖光山色方才恢复清新的面目。这时候,前面提到的那第五种人,也就是“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的雅士,也都出来与我辈互通声气。于是,“韵友来,名妓至”,或唱歌,或弹琴。

大家知道,晚明名妓的文化修养大都很高,文人也喜欢与其交往。同是江南繁华地,杭州西湖的“艳名”,远不及南京秦淮河,这似乎不能归之于城市的经济实力,或者女性的姿色容貌。照余怀《板桥杂记》的说法,“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多有宗室王孙,乌衣子弟,再加上南都贡院与秦淮歌舍比邻,秋风桂子之年,举子留恋声色,纵情诗酒,更促成此一段旖旎风光。可更值得注意的是,秦淮名妓与当世才子的亲密交往,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董小宛与冒襄、顾媚与龚鼎孽,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其相亲相爱,相敬相慕,以及国难当头时的相知相助,在普遍轻视女性的传统中国,几乎成了“千古佳话”。这在客观上大大提升了秦淮名妓的声望。事过境迁,我们常在明清文人的诗集、笔记或传奇里,见识这些“秦淮名妓”的身影。至于很可能同样出色的“西湖名妓”,则因没有很好的文字记载,不再被后世的文人学者所追忆。

文章最后两句,值得认真品鉴。终于,月色苍凉,东方将白,连韵友、名妓也都走了,这时候,方才是“我”的西湖。“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这种雅趣,落在陈眉公、袁中郎笔下,很可能大加渲染,而张岱则只是一笔带过。十里荷花之中,小舟飘荡,香气拍人,此情此景,确实很美。可若是加以发挥,或者略为炫耀,马上变得造作,不可爱。饱经沧桑的张岱,只是淡淡一笑,自己享受就是了。此种佳妙,需要心领神会,说多了,反而显得俗气。

中国文人,尤其是明清两代的才子,有品味、有雅趣的,往往孤芳自赏。张岱没有这个毛病。读他的文章,你感觉不到徐渭、李贽那样的愤世嫉俗。不是不懂,而是看透,一切都经历过,也都明了,因此,看人看事,比较通达,也比较洒脱。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不怎么愤怒与孤傲。举个例子,西湖看月的五种人,尤其是前四种,显然与张岱的趣味格格不入;可下笔时,作家很有分寸,略有嘲讽,但相当温和。尤其是最后,作为审美理想的“我”登场,还与“向之浅斟低唱者”互通声气。也就是说,“我”并不特别孤单,西湖里像我这样的雅人,还有不少。高雅之士而具有“平常心”,这点很难得。

可以相对照的,还有《湖心亭看雪》。“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我独往湖心亭看雪。天地间竟如此空旷,“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两三粒而已”。可到了亭中,突然发现,有人跟我一样高雅,在这么漫天飞雪的晚上,到亭中来喝酒。各自惊叹“湖中焉得更有此人!”于是同饮。归来途中,“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请注意,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是“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就像前面说的,这里的“痴”,是“一往深情”。我有真性情,别人也有。这么看待世界,就可以避免过分的偏执与孤傲。

都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张岱的笔下,都有很好的体现。这里就讲两篇文章。一是《柳敬亭说书》,一是《彭天锡串戏》。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为柳敬亭写过传记的,还有吴伟业、黄宗羲等。张岱文章特异之处有三:一是提及柳敬亭说书,称颂其“描写刻画,微人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话锋一转,武松进酒店,大吼一声,“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说书场中本无缸瓮,给他这么一说,似乎也“瓮瓮有声”起来。这样来写柳的说书技艺以及听众的人神,借用张文中一句话,就叫“闲中着色”。二是说书人的自尊:“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诸位知道,以前的说书艺人地位低下,必须想方设法笼络听众,哪敢这么摆架子。台下的听众,很可能边嗑瓜子边喝茶,说不定还聊大天,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看戏或听书。柳敬亭可好,有人耳语或打呵欠,他“辄不言”。艺人的地位虽不高,可柳敬亭自尊自重.而且要求别人也这样对待他。这点“傲气”,显然很得张岱的喜欢。三是除了渲染柳敬亭的说书技艺,比如“疾徐轻重,吞吐抑扬,人情人理,人筋人骨”,更强调柳的其貌不扬。陈汝衡《说书史话》[7]第6章“清代说书”,专列一节“大说书家柳敬亭”,还附有清人绘制的柳敬亭像。此像印制不佳,看不太清楚,很难判断柳是否真的很丑。作为艺人,长相俊丑本是关键,可张岱故意提醒你,“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如此“吞吐抑扬”,大有深意。

为人作传,本该“扬长避短”才是,为何故意渲染他的“奇丑”?这正是晚明文人的特点。有癖,有痴,一往深情,这样的人可交,也可赏。你如果真能欣赏他的说书技艺,也就不会再计较外在的相貌什么的了。再说,在晚明文人眼中,有毛病,更可爱。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人生。你看晚明文人的文章,喜欢吹嘘自己或朋友的毛病:有人口吃,有人麻子,有人贪财,有人好色,但只要一往情深,这就值得欣赏。

这种因专注或深情而脱略形骸的,从庄子说起,学究气了些,那就看日常生活里的表现吧。李渔《闲情偶记》卷三《声容部》中,有一则“态度”,主要分辨“姿色”与“媚态”。前者关注五官的布置,后者看好流动的表情。李渔的意见很明确:“女子一有媚态,三四分姿色,便可抵过六七分。”也就是说,女人之美,在“态”而不在“势”。日后沈三白撰《浮生六记》,以及林语堂对这部小说的解读,都特别指出,“芸”长得并不漂亮,但因有“媚态”,故显得可爱。

这种眼光,后来在武侠小说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五官端正的白面书生,好人不多,武艺超群的更少。至于那些有缺陷的人物,比如断胳膊少腿的,或者独眼,只要敢闯荡江湖,必定身怀绝技。这样的角色,虽则其貌不扬,一出手你就明白,真正的高人在此。像金庸的小说,故意让笔下的英雄人物略有残缺,包括心理的、生理的、智识的,目的是凸显其性情。让你别太看重外在的东西,深人内心,体察人情。这既是“真人不露相”的民间智慧,也是“武戏文唱”的需要。当然,女侠是另一回事,照样还是花容月貌,要不读者不答应。看来,男性的阅读眼光,还是占主导地位。

张岱喜欢“说戏”,尤其注重舞台表演,《陶庵梦忆》里,就有很多这样的篇章。我们知道,从张岱的祖辈起,家里就养戏班子。自幼耳濡目染,难怪张岱对戏剧别有会心。这则《彭天锡串戏》。劈头就是“彭天锡串戏妙天下”。可文中并无多少具体描述,最为关键的,是这么一段话:“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磊砢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彭天锡的戏为什么受欢迎?不是因为演员的相貌或技巧,而是因为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水,一肚皮不平之气。我们知道,从宋代开始,说唱艺人的文化修养,一直受到文人学者的关注。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里,提到说书人如何“吐谈万卷曲和诗”,就有这么颇为夸张的表述:“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不过,除了读书、阅历、技巧,张岱更强调“不平之气”。这一说法,大有来头。

宋人笔记《梁溪漫志》里,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命运多舛的苏东坡,吃过饭,一边揉着肚子,一边慢慢走着,问身边的侍儿:你们说,我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一个婢女抢着说:都是文章。苏东坡不以为然。又上来一个,说:“满腹都是机械。”这里的机械,指的是技巧。苏东坡照样摇头。等到他的侍妾朝云开口:“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东坡这才“捧腹大笑”。你读宋元以降文章,会发现,很多人喜欢用这个典故。比如,金圣叹撰《读<第五才子>法》,说《史记》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卷首有小沙弥怀林的“述语”,提到李贽之所以热中于评点《水浒传》:“盖和尚一肚皮不合时宜,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其愤懑,故评之为尤详。”

“一肚皮不合时宜”,“一肚皮的抑郁不平之气”,意思都一样。都是“不平则鸣”,“愤怒出诗人”。有了这一肚皮的愤懑与不平,写文章时,才有所寄托,才不会被书史、山川、技巧等给压垮。不读书的,空空荡荡;有知识的,又容易变成两脚书橱。可见,不管是艺人还是文人,高明之处,在学识,在阅历,在技巧,但更在情怀。有所寄托,有所沉湎,有所超越,方才谈得上“出类拔萃”。这里说的是“彭天锡串戏”,可也不妨理解为“夫子自道”。张岱的文章写得好,同样也是因他有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水,一肚皮机械,一肚皮不平之气。单有“不平之气”,未见得就能成为好作家,这点我想大家都能明白。张岱的好处,在于他把“一肚皮不平之气”和书史、山水、机械等糕合在一起,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赞叹不已的《陶庵梦忆》等集子。

 

三、   关于绚烂与平淡

 

张岱的文章,不像公安派“机锋侧出”,所以没有给人“芽甲一新,精彩八面”的感觉。一开始读,你很可能不觉得特别爽口。没有刻意经营的“精彩”,甚至显得有些平淡。第一印象是“干净”,碧空万里。文字干净,不是“没词”,而是思想敏捷,表达准确。只是这种文章境界,不太讨少年人喜欢。而且,干净的文章,必须有绚烂作底,才可读,才不至于一转而成干枯。《陶庵梦忆》里说唱戏,说放灯,说扫墓,说竞渡,说说书,说品茶等,既是妙文,也是绝好的社会文化史料。所述各事,和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粱录》等很接近;但要说文章,可就相去甚远了。这种文章趣味,这种洒脱心境,是周、吴等所没有的。毕竟是经历过公安性灵、竟陵幽深的陶洗。表面上是“忆即书之”,无意为文,实则大有讲究。

这种讲究,我同样举两个例子。一是《闵老子茶》,这是另外一篇文章《茶史序》的节写。《茶史序》前后各有一段,前一段是“周又新先生每啜茶,道白门闵文水。尝曰:‘恨不令宗子见。”’这个周又新,就是《闵老子茶》开篇提及的周墨农;至于闵文水,不用说,就是文章主角“闵老子”。下面的文字大致相同,只是作为序言,最后还得转回所序的《茶史》。张、闵二君,英雄相惜,遂定交,此后“饮啜无虚日”。品茶之余,拿出《茶史》,细细论定,刊行天下,让好事者略晓茶理的精妙。这种对市井奇人的欣赏,让你联想到吴敬梓《儒林外史》的结尾,或者阿城的《棋王》。

这些寄托着文人生活理想的“奇人”、“奇事”,关键不在“一技之长”,而是“一往情深”。“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类似的说法,袁宏道的《瓶史》已着先鞭,比如“好事”那一则,就有这么一句:“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日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而张岱接过这一思路,大加演绎,在《祁止祥癖》、《五异人传》等文里,将其精微处,发挥得淋漓尽致。与袁中郎的空头议论不同,张岱举了好多例子,说明“有癖”如何“可爱”。而且,将此趣味,落实在几乎所有文章中。就像这则《闵老子茶》,说的也是“我”和周、闵三人无伤大雅的同好、同癖。

张岱擅长写人,而且以细节为主。三言两语,便足以流传千古。这种笔调,最直接的渊源,应该是《世说新语》。《陶庵梦忆》里的不少人物,包括张岱自己,都颇具晋人风韵。但还有一点,这种笔墨的养成,我怀疑跟张岱的好说书、好梨园有关系。写的多是奇人,选用的又都是传奇性的细节,干脆利落,要言不烦,让你“拍案惊奇”。我认为应该关注“笔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功用,这种兼及“散文”与“小说”的著述形式,对于文体的转换与革新,关系重大。

因“少为纨绔子弟”,张岱见多识广,波澜不惊。像“独往湖心亭看雪”,或者“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这样的雅事,出自袁中郎、陈眉公笔下,会有炫耀的嫌疑;只有张岱,淡然一笑,点到为止。这是因为,繁华靡丽,过眼皆空,经过了,也就不太稀奇。所以说,张岱后半生的“平淡”,是以前半生的繁华靡丽为前提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毕竟是国破家亡,披发入山,此时的“好弄笔墨”,不可能重弹太平岁月的老调。易代之际,读书人地老天荒的感觉,使得其文章不可能过于“空灵”;即便出于“平淡”的口吻,也都显得很不平淡。第三,张岱不只见识广,而且读书多。《四书遇》、《夜航船》等,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著作,但有一个好处,证明张岱确实读了好多书。有这样的“绚烂”做底,张岱的“平淡”,于是非同一般。

另一个例子是《夜航船序》。“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为说明这一点,张岱讲了个故事。有一个和尚,同一个读书人一起坐夜航船,一路上,读书人高谈阔论,和尚很害怕,觉得自己没学问,只好蜷缩在船角。可越听越不对,和尚终于发问:请问相公,澹台灭明——那是孔子一个学生的名字,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读书人回答:当然是两个人啦。和尚又问:那尧舜呢?读书人更是理直气壮:当然是一个人。和尚笑了笑:“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就像张岱说的,这种“眼前极肤浅之事”,我辈必须记取,免得大小和尚动不动就要伸伸脚。

说到这,还有件趣事,同样值得一提。在《一卷冰雪文后序》里,张岱讲到,昔日张凤翼刻《文选纂注》,有个迂腐的读书人追问,既然是文选,为什么还有诗?张凤翼跟他说,这是昭明太子所辑,干我什么事。那读书人还不依不饶:“昭明太子,现在在哪儿?”张告诉他:“已经死了。”读书人说:“既然死了,那就不追究了。”张答:“即便不死,你也没办法追究。”“为什么?”“他读得书多。”张岱说,我很理解这句话的妙处,所以,轮到我编《一卷冰雪文》,也附诗。我同意这个说法,读书做学问,确有入门途径,以及若干必须遵守的规则;但若“读得书多”,达到某种境界,确实百无禁忌,不被各种现成规矩所束缚。也就是说,同样的事情,有人能做,有人不能做。初听起来,这很不公平;可你仔细想想,是有道理的。比如有些话,饱经沧桑的人说出来,很好;少年人依样画葫芦,就不太合适了。前些年我回中大,见到师兄的孩子,才五、六岁,背了很多唐诗宋词。那天,他靠在门上,父亲问他:“干嘛?”他做沉思状,答:“断肠人在天涯。”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陈平原。中国散文选[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3][美]欧文.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法]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中国日常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7]陈汝衡.说书史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陈平原(1954一),男,广东潮安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48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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